乾隆为何铁了心要整垮"秘书"尹壮图:死要面子（2）

二、皇帝只能邀誉不能受责
乾隆五十五年（1790）尹壮图所上奏折，《乾隆实录》记载得颇为详细，《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也都有摘录，其中《清史列传》是这样写的：
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加之罢斥，罚银数万两充公，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罚银若干万两者。在桀骜之督抚，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
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说：
各省督抚大员犯了过失之后，承蒙皇恩浩荡，不革去他们的官职，只罚若干万两银子，以示惩罚，也有督抚自己请求认罚若干万两白银的。对于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为他们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合理借口，从此可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大饱私囊。而那些清廉的官员，也不得不曲意讨好下属，以便出事时能够得到他们的资助，下属日后出现府库亏空大案，自然就会千方百计包庇袒护他们。所以罚银制度虽然严厉，却不但不能让官员们感到羞愧和恐惧，反而容易让他们滋生不轨之心，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做法。这些人如果才识平庸，或者就地免职，或者调任京官，不能再让他们担任地方要职。
这道奏折虽然揭了各省督抚的老底，指出了“议罪银”制度的严重危害性，但纵观尹壮图的进谏，所谈虽然句句是实，却远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然而就是这么一篇泛泛而论的疏文，却在无意中犯了乾隆的大忌。原来乾隆晚年吏治废弛，腐败成风，贪赃公行，高官大吏中的贪墨之徒比比皆是。乾隆一方面要粉饰太平，所以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对督抚们绝不公开处理；另一方面又要显示自己明察秋毫，对督抚们不时要找些过失予以“敲打”。他认为最好的“敲打”方法，就是罚款抵过。让臣下自愿缴纳巨额罚款，既没有横征暴敛的恶名，又可以增加“计划外”收入，弥补国库空虚，满足自己挥金如土、挥霍奢靡的欲望，还能保护一大批“犯了错误”的高级干部，让他们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清政权服务，真可谓一石数鸟，妙不可言！至于督抚们的钱从哪里来，就只能不闻不问了。如果依了尹壮图的意见，从此停止罚款，不仅会断了乾隆的财路，而且等于要皇帝认错，这对背负了沉重治绩包袱，三个月前又刚刚办过八十大寿庆典并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来说，是万万不可接受的。强烈的自尊心，加上晚年的自负，使得乾隆十分顾忌自己的完美形象，所以他只能邀誉，而不能半点受责。
乾隆一心要保护干部，粉饰太平，维护自己的“英主”形象，尹壮图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识时务地对这一制度提出异议，乾隆当然很不高兴，皇帝一不高兴，臣子自然要倒大霉。
三、“议罪银”制度究竟是个啥东西？
尹壮图建议废除、乾隆着意维护的“议罪银”制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所谓“议罪银”制度，说白了就是以钱顶罪的制度。这一制度始创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核心内容是“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它主要是针对地方督抚大员而设的，但议罪的对象，还包括布政使、盐政织造、税关监督以及富裕的商人。这些都是有钱人，他们不怕罚款，也罚得起款。“议罪银”收入不进国库，大部分归内务府供皇室消费，少部分留在地方作水利工程等用途。承办和追取“议罪银”的机构，不是国家财政税务部门，而是军机处及其专门设立的“密记处”，由和珅直接控制，秘密掌握。罚款数额也没有一定标准，主要看官员犯罪情节轻重和他们出得起多少钱而定，少则万余两，多则三四十万两白银。犯罪者为了表示“虚心改过”和对皇上效忠，大都自愿从重认罚。只要多罚银，就可以博取皇上欢心，不但依旧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而且能够超擢更大的官或更肥的缺。
应该说，“议罪银”制度的实施，使乾隆皇帝的钱包鼓了起来，解决了他个人的财政危机。结果，乾隆六下江南，沿途建造了几十个行宫，八十岁时举行了万寿大典，热热闹闹大庆了一个多月，各项花费不计其数，竟然没有动用国库一两银子，全系“议罪银”开支，并且内务府还有大量结余。
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罚，用示薄惩”。（《清史列传?尹壮图传》）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又宽绰了皇帝手头，还挽救警戒了不法官员，可谓一举多得。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弊政，其危害性简要说来至少有这么四点：一是缴了“议罪银”的官员更加有恃无恐，加速了他们的敛财力度和速度，加深了清王朝的腐败程度；二是使用官员变相以敛财能力为标准，而不再注重行政能力，使清朝官员整体素质下降；三是为了捞回“议罪银”的花费，官员们会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变本加厉地增加下属和底层百姓的负担；四是以钱顶罪，有罪不究，法律变得形同虚设，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机制，使清王朝加速走向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