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终于坐到龙椅上,戴上了皇冠,穿上了龙袍,或沐猴而冠,或人五人六,或不似人君,或不上台盘,这些昨天还在种地的庄稼汉,仍本着他们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全部生存哲学,就是在春天播下去一粒种,为了秋后收获到手的那一把粮,其余什么都不在话下。这种数千年来小农经济,已根深蒂固地成为基因的小农思想,那仨瓜俩枣的现实盘算,那针头线脑的眼前利益,那十天半月的短期行为,不可能,也不打算,对整个封建社会,对全部封建制度,有所改变,有所触动,更不可能有更远的眼光,看到来年开春以后,该做什么;三年五年以后,往哪个方向努力;十年八年以后,有些什么更完美的愿景。没有,统统没有。但有一条,金银财宝、三宫六院的满足欲望,“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的予取予求,却是不学自会。他还振振有词,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抢这把椅子,图个啥?
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三百多位帝王,就像北京前门外老字号里那锅永远在咕嘟着的老汤一样,由于换汤不换药的缘故,你就别指望能够熬出来、煮出来什么新鲜的味道。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像走马灯似的,走过来一轮又一轮的末代皇帝。
按在北京建都的这三朝,中国的末代皇帝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
一种,为元顺帝类型的,如秦二世胡亥,如蜀后主刘禅,如陈后主陈叔宝,如宋徽宗赵佶(他是中国最典型的亡国之君),他们可谓沆瀣一气之流。当整个王朝陷于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之际,这些末代帝王不但不守成持稳,尽量拖延着不马上完蛋,而是生怕它死得不快,倒行逆施,加重危机,使得这座王朝大厦,只能倾覆程度越发危重,加速度地走向灭亡,焉有他哉。
一种,为清逊帝溥仪类型的,如西汉孺子婴,如南齐和帝萧宝融,如唐哀帝李柷,如宋末帝赵昺,这些童稚之辈,只能算是虽坐上了大位,但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提线木偶。他们根本是不由自主地被放置在这条即将沉没的船上,既不能自救,也无力自拔,最后只能听天由命地随着王朝的灭亡而殉葬。
再有一种,则是明崇祯帝类型的。要说这个朱由检,还真不是一个亡国之君,他旰食宵衣,恭俭辛劳,在位十七年,算得是位非常勤政的皇帝。按清朝开国皇帝顺治所言,“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至祸乱,身殉社稷。”是不能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的。然而,大明王朝自嘉靖、万历诸朝败德乱政之后,衰亡颓倒,是势不可挽的过程,崇祯有励精图治之心,无回天救世之力,最后被李自成包围得无路可走,无处可去,只好逃到景山上,找了一株歪脖树上吊。在想振作、想恢复这一点上,被金人掳走的北宋钦宗赵桓,多少与崇祯帝有点相近。然而,大树已经被连根拔掉,倒了下来,一只手想扶住不让它倒,那是无济于事的。大势已去,时不我予,只能随之一起覆灭。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中国全部末代皇帝中,只有经共产党改造成为新中国公民的溥仪,算得上是最幸运的一位。
这位末代皇帝的标本,在上个世纪中叶,最终离开这个世界。对中国人来说,这所标志的那一锅老汤的封建制度,终于彻底地走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