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原来,l966年11月ll日夜,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支持由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因为北上告状而造成的“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1966年l1月9日,王洪文等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发表“宣言”,诬陷上海市委。10日,王洪文一伙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以进京“控告市委”为由,冲击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进京,在安亭受阻后,又拦列车,迫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小时,搞得群众怨声载道,制造了“安亭事件”。30日,张舂桥又支持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围攻《解放日报》社,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轰动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从11月29日开始,王洪文一伙造反派调动队伍,对上海《解放日报》实行了围攻和冲击,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大搞打、砸、抢活动。
我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
我们高级法院机关与《解放日报》社相距只有几百米。那时我们机关还没有被夺权,我们这些人尚有自由,我就到现场看“风景”,只见马路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个多星期没能看到这份报纸。
我感到有些气愤,好好的一个大上海,怎么能一下子搞得如此一塌糊涂!
与此同时,张春桥还指使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里的徐景贤、朱永嘉,要他们“后院起火”。12月l8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带领朱永嘉、王承龙等人和市委的一些人,造了市委的反,并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夺了市委的权,同时揪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制造了“后院起火事件”。
此时,我们法院机关的造反派正在“打内战”,对我们这一级的干部暂时无暇“管理”,我抽空回到家中。在家里休息一会儿后,就听到马路上人声嘈杂。出去一看,见不少人往陕西路文化广场集中。
我走到文化广场,看见靠最西北角的大门未关,就走了进去,也没人问我。进去后我站在最后一排,看不清发言人的面孔,那时也不知道徐景贤、朱永嘉是什么人,只听到批判市委领导人,要起来造反之类的话。因为会场上吵吵闹闹,一片混乱,我就回家了。事后才知道是徐景贤、朱永嘉等人制造的造市委反的一次行动大会。从此上海大乱。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海逐渐地被“四人帮”控制,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基地。上海的权力到手之后,他们又提出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策略。
可是,在法庭上对张春桥的审判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提到这三件事?
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原因。
通过预审,对张春桥提起公诉时,对于由他一手制造的当时轰动全上海和全国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后院起火”三件事,当时也是有争议的。有人主张,这三件事情既然是张春桥专门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么就应该算在他的头上,对其提起公诉。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三件事情虽然都是张春桥一手操纵的,但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应属于工作中的错误,因此不能提起公诉。
我当时所持的是前一种态度。l980年7月,在我到北京秦城监狱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预审前后,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确定“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后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此我是赞同的。
现在两种意见发生了争论,大家都从法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大家的意见都统一到一点上来,那就是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别法庭,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曾对此有过一个意见,凡是经过毛泽东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关被告的罪。
我参加预审工作后,通过看材料和开会,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对上述三件事都是支持的。根据这样的一条原则,最后决定这三件事情不对张春桥提起公诉。我当时虽然有些想不通,也只好服从中央“两案”指导委员会所规定的原则。经过争论和认真的研究,最后国家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都没有将这三件事作为张春桥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
张春桥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朝换代”
l975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通知。2月9目《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说,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在谈到关于学习理论问题时,还要“张春桥写文章”。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在全国的报刊上全文刊登或转载,并印成单行本全国发行。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奇怪、后又被一些人在讲话或者写文章时所反复引用的“观点”,那就是所谓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都很片面,他“只讲专政”而“不讲民主”。与此同时,姚文元也摇动笔杆,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姚的文章都极力地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提出反对经验主义。
本来文章发表了,全国上下都学习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邓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张春桥文章中的问题。邓小平于是找到毛泽东,就张春桥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请教毛泽东主席,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于是,毛泽东指示对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请政治局议一议。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l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亲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心忧国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会上,毛泽东再次对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搞宗派主义等行为进行了批评。同时他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被我放过了。此外,毛泽东还说对于张春桥我们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之类的话。
此时,张春桥竟然打断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我们认识……在北戴河开会柯(庆施)介绍认识的。”
这是过去所有会议上从未有过的。
过去开会,除彭德怀之外,没有一个人敢从中打断毛泽东的讲话,张春桥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来说明他心中对于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是有数的,二来也可以看出此时张春桥的狂妄程度。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态度,以及开始时对张春桥的某种信任,使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来到了。l967年至1975年,张春桥又多次地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l975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一个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对此极为不满。
张春桥在1976年2月3日针对这两个中央文件写道:“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张春桥在此还引用了一首古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