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令他锥心刺痛的,则是在巴黎博物馆中看到的一幕。1905年8月,康有为在巴黎一博物院中看到,从中国大内抢来的奇珍异宝摆满了几个陈列架。其中,乾隆皇帝的玉玺就有好几个,玉瓶、玉山、玉盘、玉磬、玉罗汉……更数不胜数。
这些都是庚子之变时,法国人从紫禁城中抢来的。康有为感慨,当年中国强盛时,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都来中国供职,荷兰的使者还把量天尺等天文仪器送给中国。而今,清廷昏庸,国力衰弱,竟至于连大内珍宝和皇帝的玉玺也保不住。
除了了解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康有为也参观了许多自然和人文景观。许多游记至今仍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众所周知,水晶宫是1851年英国为举办第一届世博会而建造的主会场。它通体由玻璃搭建而成,晶莹剔透,堪称一大建筑奇观。可遗憾的是,1936年一把大火把水晶宫烧了个精光。今人只能对着版画遥想当年水晶宫的壮丽和辉煌。
不过,记者却在康有为的《英国游记》中,看到一段他对水晶宫的建筑布局的详尽描述:
入门即有玻廓数十丈,上复藤花,廊外敞地遍绿,小冈颠有亭,陈杂戏,下有圆屋,为普破巴黎影画。正面凭冈,列级栽花。上为玻璃楼,高三层,左右二塔,高耸天半。登楼,悬英国诸名胜景。再入右楼,遍陈百物。左楼陈杂戏,右楼陈百物,中有列室以陈古物,若博物院。
康有为觉得,水晶宫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英人以水晶宫自号之。昔闻甚艳羡瑰异,及到观……太辜负此名”。在他眼里,水晶宫不过是一座用玻璃盖的大楼,门堂污秽,也没有什么精致的装饰,只是在玻璃之下藏着几束鱼藻,“欧美之俗多夸若此”。
但康有为也承认,从功能看水晶宫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集戏院、音乐厅和博物馆于一身。外面还设有滑冰、戏水等游乐项目。每隔五天,水晶宫便点起内外百万盏电灯,吸引许多市民晚间游览。
投资血本无归
自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到1913年归国。康有为登埃菲尔铁塔,乘热气球,访滑铁卢古战场,上纽约三十层摩天大楼,去印度访佛迹,在埃及看金字塔,参观瑞典监狱,探访墨西哥银矿……所到之处,住最豪华的酒店,吃美味大餐,聘请当地人做导游和翻译,而且携家带口,前呼后拥。是谁为他提供旅费和生活费呢?
康有为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马洪林告诉记者,康有为周游世界的钱全都是从保皇会支取的。
1900年慈禧太后企图废掉光绪皇帝,消息一出,海内外一片哗然。以保皇为己任的康有为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曾经组建过一支军队,举兵勤王。但因仓促上阵,队伍内部又不团结,不久便告失败。
勤王失败后,康有为便把实业救国作为保皇会的主要发展方向。1903年“中国商务公司”,数年间该公司曾在全球招股数百万之巨,先后创办了香港公益客栈、他主持建立中华酒店、渔票公司,墨西哥华墨银行、电车公司、轮船公司,芝加哥琼彩楼餐馆、横滨译书局等一大批公司。这些公司涉及领域庞杂,行业众多,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结局——不久便纷纷亏损、无以为继了。
曾深入研究过康有为在保皇会期间经济活动的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教授高伟浓对记者说,康有为虽然一直埋头学习西方,但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市场运作还是一知半解,绝非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
从资料上看,康有为对于保皇会的商务运作只是宏观调控,具体业务多委托他人进行。仅有的几次他亲自操刀的投资项目,都输得血本无归。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墨西哥炒地一役。
1906年年初,康有为了解到在墨西哥开办银行的法规十分优厚。他认为墨西哥是一个新兴国家,需要吸引投资,此时在墨西哥开办银行,进而投资实业正是大好时机。因此,便一头扎进墨西哥的资本市场。
1906年2月,他在墨西哥城完成了开办银行的所有手续。此时,两名墨西哥当地保皇会成员告诉康有为,墨西哥地价暴涨,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墨西哥银行推出了非常优惠的贷款政策,此时进军墨西哥地产市场正是时机。
在两名下属的撺掇下,康有为从银行贷了一大笔款,一举投资十多万元,购买了若干地块。起初,康有为手中的地果然涨了,但他不舍得出手,转眼间墨西哥房地产泡沫破灭,康有为血本无归。
当时墨西哥政府看到房地产市场过热,收紧银根,不许银行随便贷款。资金链的断裂使墨西哥房地产市场应声下跌。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正赶上美国经济衰退,银行大量破产倒闭,作为近邻的墨西哥最先受到冲击。双重打击下,墨西哥房地产市场终于崩盘了。而对于资本市场一知半解的康有为,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这种局面。
高伟浓总结,康有为的投资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贪大图多,急于求成。他几乎无利不欲谋,无业不欲置,致使战线太长,疲于奔命。
曾有人向康有为建议,不如集中精力办银行,等银行成功,再开办其他业务,可康有为不听。客栈、电车、书局、渔业,甚至房地产,他都有染指。“今日提东,明日提西,今日办某店,明日办某店”,本来资金就不雄厚,这样一来就更加捉襟见肘了。
此外,保皇会混乱的账务和组织形式也是它走向衰落的一大原因。保皇会下属的公司没有独立的经济核算,资金往往被挪用或长期借给亏损企业。例如,1903年横滨译书局亏空甚多,便将各埠筹集开办香港公益客栈的股金挪用到书局,以至于客栈“几不能开办”。
保皇会的日常开支也要从各企业账上支取。这些日常开支都包括哪些呢?高伟浓告诉记者,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从保皇会成员叶恩开列的保皇会总会账目中,可见一斑。按照叶恩的记录,美国保皇会总会的经常性开销至少包括:信件电报往来费、茶酒招待费、办事员的薪水、几家保皇会报纸的出版经费、在日本和欧美各地供养“刺客”的开支、国内保皇运动秘密活动的经费,以及保皇会义士殉难的抚恤金。各地保皇会的财务情况也大致如此。
作为总会长,康有为有权调拨会内各种资金。据记载,1907年康有为一次就从商款中挪借13000元给梁启超做党务活动费,并决定每年给梁启超4000元、麦孟华3000元做安家费。康有为本人家眷的日常开销,有时也从商款中支取。
保皇会副会长徐勤对这种状况深感忧虑,曾向康有为发出“勿乱提款”、“乱提必败”的警告。但保皇会会员众多,摊子太大,又没有明确的财务规章制度,乱支乱提现象无从遏制。
据说有一次,保皇会募得100万美元,一次就为康有为提供了10万美元作为游历各国,考察政治的经费。保皇会的资金来源,简单说就是募集、投资、再募集、再投资。高伟浓教授谨慎地对记者说,他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查阅了保皇会在美的相关档案,没有证据表明华侨们的这些资金是捐给康有为个人的。
百年前,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相关的集资法,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更没有现代企业应有的财务和人事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皇会出现账目混乱的情况也是必然。此外,保皇会本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总会只是名义上统领着世界各地的分会,彼此间既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也没有统一的规划。世界各地的分会实际上处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号令杂出,呼应不灵”的局面在所难免,而出现资金断裂和经营危机,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