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已是我的生活方式”
南都周刊:你在香港生活,有想过回大陆教书吗?
北岛:一直有各种邀请,包括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但不能回去。中文是我的母语,如果有机会回馈这块土地,当然是好事,这要靠机缘了。香港也是中国的土地,在香港教书做文化活动也挺好。
南都周刊:你的新书叫《城门开》,是不是寄托着海外游子渴望回乡的情怀?
北岛:书名来自一首童谣,原意是如何从城门外进入城市,但我换了角度,从城里打开城门,欢迎像我这样漂泊的游子,无家可归的游魂,还有对过去时的北京感兴趣的人。这是我用文字重建的北京,即是虚构的城,也是真实之城。
南都周刊:2001年你回了一趟北京,写了一首《黑色地图》,似乎也透出一种归乡情结。
北岛:2001年底第一次回乡之旅感情很复杂,这首诗题目就自相矛盾,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作家这行当的好处是,可以用文字重建家园,重建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南都周刊:最强烈的想回家的冲动是什么时候?
北岛:漂泊那些年,我会想起胡同,北京的气味,北京的大白菜,2001年的回乡治好了我的思乡病了。后来也回去了几次,但现在对北京没有可依恋了。不一样要归根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国家,现在在香港也是漂流,只是这种漂流稳定多了。漂流已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没有认为一定要回到那个地理上的家。现在的北京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的活标本,和我的童年记忆完全隔绝了。
南都周刊:之前有媒体称你在香港是“此刻离故土最近”,希望更近一点吗?
北岛:香港这个距离挺好,不那么远,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我也受不了国内文化和学术的浮躁环境和氛围。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我周围的朋友回去后,也证明他们的状态不是太好。
南都周刊:张枣(诗人,今年3月因病去世)回国时,你劝阻他说“回去了就意味着要放弃诗歌”,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北岛:他最近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在海外很多年我们都是无话不谈,他也曾是《今天》杂志编辑,回国后就是被环境毁掉的例子。这跟他的个性有关,太容易受环境影响,生活状态,诗歌创作都被毁坏了。大陆的知识分子被学院化、体制化比较严重,独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我自己也有很多性格弱点,不知道我回去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现在保持一定距离,有清醒的状态挺好。香港有它的自由空间,没什么限制和顾虑。我想在余生好好写东西,做一点事。继续办杂志,组织香港诗歌节,做文化活动,对汉语文化圈有一些帮助。
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南都周刊:你从40岁离开,绕了一圈回到香港。香港是终点吗?
北岛:我认为在香港比较稳定,人永远是居安思危的。可能还会继续走,不会认为香港是终点,是永久居留处。这么多年,在路上已经变成了生活的方式。会在香港住一个时期,以后去哪,是个未知数。
南都周刊:香港是一个商业大都会,你在与香港年轻人的交流过程中,会有孤独感吗?
北岛:内地的读者会比香港多。在商业化环境中,内地的诗歌读者也很有限,香港年轻人读书少,这是香港社会很大的问题。我们做诗歌节,国际诗人在香港的计划,也希望改变香港年轻人的状态。这几年,香港年轻人在改变,虽然有限。没有诗歌的生活是挺可怕的。“诗意地栖居在香港”的概念也是为了让年轻人知道物质的生活乐趣是有限的,希望他们能过一些与诗歌有关的精神生活。
南都周刊: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难了?
北岛:香港没有像样的诗歌活动和诗歌杂志。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创造这样的环境,对物质主义人们会厌倦,人们会有互动关系,吸引更多年轻人读诗。像日本诗人谷川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工作坊,请各大学的学生、老师、市民来,我们出中日文对照的诗选,来之前把书做好,有专家导读,细读。谷川到的第二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会做赏月,他会朗诵,我也会朗诵,还会有古琴演奏。
南都周刊:通过这些活动培养香港年轻人的精神生活?
北岛:是的。但是想法要慢慢实现,不能简单地批评、指责,要改变这个环境就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接下来会有大规模的国际诗歌节相配合,让诗歌成为香港日常的精神生活方式。
对过去的反省
南都周刊:《城门开》回溯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在写作时会有意识地删除不想记住的内容吗?
北岛:记忆往往带有功利性和选择性——记住愉悦,忘却痛苦,比如1976年7月27日,我妹妹在湖北因为游泳救人时淹死,这样的事件就在记忆中被冷藏了,写作就要克服这一心理障碍。本书最后一章《父亲》,对我来说是个挑战,这主题太复杂也太沉重。我一直拖,拖到今年5月,才终于在柏林完成了。写这一章很痛苦,不仅是时间精力的消耗,更是感情的付出。换个角度来说,正是通过文字本身,我和父亲达成了最终的和解。
南都周刊:书中提到你在“文革”时曾揪出一名熟人的“历史反革命”,并将其剃成“阴阳头”。
北岛:这也是处于冬眠中的记忆的一部分。我犹豫过,是不是写出来,初稿时没有这段,修改时想了很久才决定放进去。所谓真实就必然包含了残酷,写作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反省,尽管从本能上总想回避。理解“文革”时青少年的残酷性,就必须从自己开始。人们是在后天中获得道德、教养和自律的。这涉及关于“文革”的反省方式。作为这场暴力革命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不能只是简单指责别人。
南都周刊:这是一种忏悔吗?
北岛:是一种忏悔,如果忏悔与负罪感相关的话。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是一种现实,不可否认的现实,谁也无法从中逃脱的现实。写出这段经历,让我自己感到某种释放与解脱,它在我内心留下很深的阴影。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个人事件,我希望人们能从更复杂的层面来认识“文革”。
南都周刊:那么你觉得所经历的最好时候是何时?
北岛:70年代,大家在地下挣扎;80年代大家都在发挥能量。90年代出现分化,有个人的,也有历史转折,有权力和资本的关系,可以理解。近十年是最坏的十年,知识分子在体制化之后独立声音都没了,缺乏开放的、可以真正讨论问题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