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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今天》
与妹妹的死有关
不能简单地说能不能用改良来代替革命,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书生的空泛的议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羊城晚报:您在2004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失败之书》,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书名呢?
北岛:在现在这样一个所谓商业化时代,人们特别强调成功。但我认为成功和失败都是相对而言的。我这个失败其实和商业化时代没有特别联系,这是我对人的一个命运的认知,我觉得人是在一个不断失败中往前走的,如果没有失败人就不可能有进步。就我个人也是在不断失败中———捣乱、失败,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羊城晚报:您是一个有悲观倾向的人吗?
北岛:这个问题就如跟讨论失败与成功一样。什么叫悲观?什么叫乐观?我觉得我对人类整体的处境和前景是悲观的,但是我在做具体事的时候又是乐观的,所以很难说我是悲观或乐观的。比如像诗歌节,虽然我对诗歌整体的趋向是悲观的,但是并不妨碍我一步一步来改变这个现实,所以悲观、乐观不能简单地去概括。
羊城晚报:在上山下乡的时代,您的妹妹因为救人不幸遇难,这件事对您的人生观有影响吗?
北岛:当然。我天生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妹妹的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后来,我参与创办《今天》杂志等都与我妹妹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一个生命好像转化了,就是我妹妹的死转化成了一种生;后来我决定走出去,第一步就是办《今天》杂志,当时是冒很大的风险,是和我对生死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有关系,原来一般人胆小都是惧怕死,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从我妹妹1976年去世到1978年两年的时间,我个人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在妹妹的悼词中写过,迎着什么去死,就是有一种赴死的决心,但具体做什么并不知道。所以1978年政治松动以后,我们觉得在文学上有一种可能性,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契机,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我妹妹的死使我变得坚强和无畏。
羊城晚报:同样身在美国的李泽厚和刘再复合作出了一本书《告别革命》,其中提到告别革命的问题,您对革命和改良怎么看?
北岛:我其实不是太同意他们这种观点,革命不是告别就可以告别的,革命有它的一个社会基础,有很多原因,它有自身的逻辑。比如中国革命,是和1840年后100多年来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有关,外侮内乱,民不聊生,是在这么一个基础中诞生的。比如像农民造反,也是官逼民反,从历史上看李自成的革命,还有太平天国,这些革命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不能说我们想告别就告别,革命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能不能用改良来代替革命,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书生的空泛的议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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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化贫瘠
又有什么可骄傲的?
大陆也是“沙漠化”,根本没权利批判香港是“文化沙漠”,甚至相比之下,在大陆沙漠化的过程中,香港可能渐渐会变成“绿洲”
羊城晚报:从1989年4月离开大陆后,您一直在欧美几个国家漂泊,为什么会选择香港作为停驻的城市?在香港居住三年多,对这里印象如何?
北岛:选择香港是有偶然因素,2004年我最后一次回国是小儿子诞生,之后发现我又回不了大陆了,加上我母亲已经年纪大了,不便于长途旅行,所以为了全家团聚的原因,在2005年秋天,我从美国来到香港,我太太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两个老人也到香港。有一次与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吃晚饭,邀请我来这里教课,于是2006年暑假来这里教课,之后校领导问我是否愿意从美国搬来香港教书,于是我就接受了邀请,在2007年夏天搬到香港。
我对香港最初也不适应,粤语对我来说比外语还复杂,很难学会;还有气候原因(夏天闷热),但我觉得这些是容易克服的,正如我说过的,流亡这么多年从来不是我选择城市,是地方选择我,所以是命运把我推向香港。既来之则安之,而且开始对香港这个社会慢慢有了解。
我们最初到一个城市,往往对它都会有一个游客般的肤浅看法,比如“商业化城市”、“文化沙漠”。其实我最近批判过这种说法,我觉得大陆也是“沙漠化”,根本没权利批判香港是“文化沙漠”,甚至相比之下,在大陆沙漠化的过程中,香港可能渐渐会变成“绿洲”。重要的是作为作家、知识人吧,和香港这个社会有个互动关系,我发现在这里有大陆所不具备的条件,比如出版、言论自由,而且我曾提到“这里的钱比别的地方干净”,在香港(资金)通过基金会制度,用税收或慈善募集的方式收集,它的好处是有钱人不能通过基金会控制你;我记得大陆也会有很多诗歌节和赞助,但最后都会变成有商业目的的炒作,来自官方或金钱的一种无形的手在控制着文化活动,所以最终搞得不伦不类。我觉得香港好处是在(诗歌节)过程中,你发现可以控制想做的事,比如质量控制、出版物控制,基本是只要付出足够精力和时间你就有可能做到,这是我在香港感受到的最大好处。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而且它对大陆和大中华地区都会有良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