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才情冠绝一时的大才子纪晓岚为什么“懒于著述”呢?在这里,不妨看一下清代知识界人士对此的见解。
清人陈康祺在他所写的《郎潜纪闻二笔》卷六中,就曾经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引用纪晓岚自己对于这个问题做出的解释。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在“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一节中,陈康祺这样说道:“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闲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综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这段话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纪晓岚活着的时候,他的“懒于著述”的特点就已经被有心人发现了。而且,纪晓岚对时人的这种议论,似乎非常感冒,忙不迭地对此一问题专门解释一番。根据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他懒得著述,是因为他看的古书实在太多,知道自己纵然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在拾人牙慧,断难超越古人已有的思想,因此才主动放弃了著述的努力。
不过,纪晓岚本人所做出的这样一种解释实在有些经不起推敲。纪晓岚的确是读书甚多,见闻颇广,但是古人读书比纪晓岚多的应当大有人在。别人先不说,单说在他之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个人读的书也不能说比他老人家少吧,但为什么人家这些人就没有因此而“懒于著述”呢?
再者,如果按照纪晓岚的这个逻辑,世人今后岂不是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吗?真要如此的话,“名山事业”岂不是要寿终正寝了吗?以纪晓岚的睿智,他完全应当知道,古人并没有穷尽天下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穷尽天下所有的真理。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独特感悟,每个人的感悟都是不可能完全重复的。
所以,纪晓岚自己所说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搪塞之词,他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与其才情相匹配的巨著来,明显是另有隐衷。联系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界的现状,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被迫接受了精神上的“自我阉割”,从此不敢写出任何有可能导致杀身之祸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