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张之洞等人的“推普”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雍正“推普”上谕的精髓,并加以发展。张等人认为语言不通的弊端不仅仅影响吏治,“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显然最大的影响是广大人民群众办事不便,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而且提出“官音统一天下语言”,超越了要当官才学好官话的狭窄范围。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清政府的统治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奈采纳了这个建议。第二年,清政府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法案》,然而这个法案还未来得及实施,清政府便被推翻。但汉语作为国语应有的地位却无法动摇,此后历届政府都将汉语作为国语。理清这个线索可知,雍正的荜路褴褛之功是当得到肯定的。
“推普”上谕对雍正政治的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语言素质,便利了官员与群众的联系和交流。“推普”上谕建立正音书院对当时日益落寞的书院吹来一股清风,中国书院的性质和功用得到发展和有益补充。此外“推普”上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举改革和一定范围内加速汉化,促进官话的流行。大约雍正“推普”上谕之后200年,整个社会从中央到地方都被汉语同化,汉语成为中国政府官员使用的正统官方语言。
但是“推普”上谕的实施效果表明:它留给我们更多的不是经验而是教训。笔者认为主要教训有:政治手段可以作为促进语言普及的手段和措施,但语言的普及更需要建立在语言自身的规律之上;方言地区推行普通话,一定要针对方言特点、有的放矢;普通话的普及一定要大众化,而不能局限于小范围人群内;普通话推广的同时可以寄寓思想教化,但不可矫枉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