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关注中国局势的《时代》,当年居然没有选择孙中山和宋庆龄作为封面人物,在我看来,这是不应有的遗漏。也许,在《时代》看来,多年来疲于奔命的孙中山拥有的仅是道义上的名声,其实力远不能与当时的吴佩孚、张作霖等人相比。然而,他们不知道,正是这样一位未被他们选中的人,所拟订的路线和政策,所留下的遗产,随后几年将继续改变中国。
1925年3月孙中山弥留时,在他身边的人有夫人宋庆龄、长子孙科、内弟宋子文,有他所信任和器重的国民党要员汪精卫和陈友仁,另外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一个同样受孙中山信任和器重的人此时不在北京,他就是蒋介石,此时正在广东率军进行东征,与军阀陈炯明作战。但正是此刻这个不在孙中山身边的人,两年后,1927年4月4日,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两年后的中国,不再是孙中山生前构想的局面。他所拟订的“三大政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危机四伏,最终被击得粉碎;曾经结为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转眼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当年试图结盟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吴佩孚失去实力后,成了北伐军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敌人;他弥留之际伫立在他身边的战友和亲人,最终分裂而冲突,各走一方,或流亡,或转向,或最终在人们视线里消失……
1927年2月,在中国大革命正处在转折之际,《时代》曾发表了关于宋庆龄的报道,并配发了她的照片,称宋庆龄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位女性。
大革命很快失败了。在孙中山弥留之际守护在他身边的一群人中,只有宋庆龄和陈友仁仍坚持孙中山的立场,坚持奉行“三大政策”。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则都倾向了蒋介石,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最终合二为一。蒋介石的亲笔信未能挽留住宋庆龄,弟弟宋子文专程来汉劝说也没有让她回头,她义无返顾踏上流亡苏联之路。她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曾经支持过她丈夫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身上,或许可以在那块土地上成立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
然而,刚刚流亡到莫斯科的宋庆龄没有想到,关于她与陈友仁结婚的流言蜚语很快将向她袭来。
美联社1927年9月28日播发了这样一条电讯:“伦敦,9月28日,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伦敦《英国每日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转引自《宋庆龄年谱长编》,第365页)
据《宋庆龄年谱长编》记载,这些谣言对宋庆龄的伤害十分严重,以致影响了她的健康,颈上一圈带状疱疹顿时发作。宋庆龄立刻打电报到上海,要求家人向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根究谣言之由来”。宋子文也为此十分震怒,接待记者进行辟谣,准备起诉。
1927年年底,《时代》在题为《宋氏姊妹》的报道中还这样写道:“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是民族主义运动神圣的奠基人孙逸仙的遗孀。据报道,她现在已和前夫的热情战友、原汉口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结婚。”(《时代》,1927年12月12日)
这一谣言的编造者,到底是国内的敌人,还是苏联的某些人?后来是否起诉,有何结果?没有查到相关史料。谣言,诬陷,总是来去无踪,伤人于无形。我所知道的只是,宋庆龄后来一直以孙中山遗孀的身份战斗着,生活着,直到生命的终点。
流亡莫斯科的宋庆龄,等待几个月后,才受到斯大林的接见。然而,斯大林的冷淡和敷衍搪塞令原本寄予厚望的宋庆龄沮丧和失望。晚年她在写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
宋庆龄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开始了在欧洲的流亡生活。从此,宋庆龄开始在中国政治中扮演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角色。她的美丽依旧,她的伟大依旧,但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或许可以这么说,她和以她的丈夫命名的事业,成为了过去。更大程度上,她成了政治良心、道德力量、民间声音的象征,在不同时期按照她个人的方式发挥历史作用。不管如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中,宋庆龄的名字与人格,永远是美丽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