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只考虑经济、政治力量,绝对不够,还要靠文化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获得世界公认。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杜维明表示:我现在基本上也承认,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所占比重非常大。就经济本身来看,不仅超过日本,而且这段时间能够跟美国相比,可是我们的人均所得,也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其实还排在世界140位以下。我们的资源非常丰厚,但是因为平均分配太差,所以一般老百姓生活比较艰苦,这种不公平应该有所改变。
所谓的大国崛起、盛世,必定对国际社群进行重组,但是在重组过程中,只靠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绝对不够,还要靠文化力量。文化不是软实力,因为软实力常常是从公关、宣传、广告层面来谈的。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用各种不同方法打造我们的品牌,但是背后不能没有核心价值做支撑。以前我就说过,文化中国资源积累不厚。另外我们应该开发的领域,除了政治、经济领域外,还应该有文学、艺术及各种民间宗教传统价值领域。我们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可以做到。
现在需要改变的不仅是行为,还要改变态度。大家有一个共同发展的意愿和方向,这很难,因为中华民族、文化中国多元多样,各种不同的族群,各种不同的政治关怀,各种不同的职业,中间的健康互动是困难的,但是我觉得一种新的对话已经出现。中国的现代化历来是一种“学习”文明,如果各种不同的对话能形成一种所谓的“对话”文明。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增加知识、汲取智慧,同样也要注重人的素质发展本身。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教育,我不希望用非常狭隘的职业观念来塑造,让他们一定要出国,一定要到美国最好的大学,这个观念可以理解,但是太狭隘,我们要对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给以足够的关怀。以前有调查,关于第一流大学的学生,对知识、智慧、权利和金钱所占比重的排列,在很多西方的大学,把智慧和知识置于权利和金钱之上。假如我们没有这种理解,以权利-金钱-智慧-知识这种序列,就很有问题。我们年轻人的素质或者视野需要提高。
●几千年的历史如何落实在现在的世界,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在学界,不少人担忧:在这样一个强势的氛围中,不光是对未来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发展,还有社会心理层面:这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民族要复兴,它所需要塑造的文化认同是什么?
在杜维明看来:首先要使传统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化为我们的内在价值,而不是通过外来宣传获得;再次,要有宽广的至少是全球性的视野,这一方面是个人修养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与社会如何整合、人与自然的如何维持和谐的问题。中国传统里有畏天、敬天、祀天的传统。如果我们不囿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宽广,基本的核心价值是能够内化的。再者,也能够使我们不仅向西方学习,向现代化学习,也要向其他民族学习;我们不仅要向过去学习,还要建立未来的记忆。建立未来记忆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我们希望传给下一代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的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民族,同时是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飞速发展的民族,健忘的民族,由于各种原因,历史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几千年的历史如何落实在现在的世界,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费
采访中记者提到近年来国内学界出现的“打假”事件,包括目前仍在发展中、尚未定论的“汪晖抄袭事件”和“朱学勤抄袭事件”,并请他发表看法。杜维明说:你刚才提到的具体事件,因为我了解得很片面,基本没有发言权。而且我觉得可能也不信,因为这牵涉的不仅是学术界内部,还有互联网、媒体等各个不同的领域,在国外这种情况很少,学术问题都是在学界内部讨论的,因为比较专业,基本不会演化为公共事件。
但对于人文学科的抄袭等问题,我相信都存在。我们对人文学的理解和关注太欠缺,学术氛围非常紧张,采用量化标准,每个人都有非常大的压力。即使是一个博士生,如果没有地方发表论文,学位就无法得到,这样,各种不同的杂志势必成为大家争取的对象,也就造成了腐化的可能。人文学的发展是要给予足够的空间的。
如果要使学术界能够有所改变,能够逐渐把不健康的现象清除,就要把它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置于更宽广的学术环境里。有时候,被批判的学者反而是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我记得以前有个例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这件事我认为多多少少是个悲剧,因为据我了解,王铭铭在他所在的领域是非常突出的。这其中是否有政治等非学术的因素纠缠在内?我们怎么把不同的问题分开?当然要把它分得很清楚非常困难。
事实上,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学术研究的方向,不同的学派,不同关注点之间健康的交流和互动,现在不存在了。我们的公共领域没有开发好。1985年我在北大上过关于儒家哲学的课,那时候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在同一个空间辩论,大家有很多交集,这种情况在纽约、康桥、巴黎等其它世界各地都是最普遍的情况。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费。这种情况要改变,就是要能够形成一个在公共领域中互相讨论、辩论的氛围,观点不同不会影响友情,不会关系政治迫害。但在大的氛围里,这个任务还很艰巨。我还是希望能向这个方向努力。
至于如何建立独立学风调查机制,其实还是涉及学术界公共性的问题。如果有一定的公共性,独立调查机制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假如公共性没有建立,即使有独立调查机制,它起到的积极作用会很小。
人文学科与理科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同,理科有量化的指标,有客观评价机制,容易掌握规律。人文学科在写作、出版及社会认可度上都有难度。要达成它的公共性,有更大的困难,但是公共性,或者叫相对独立的评判是可以建立的。比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领域的教授罗斯,十年没有出书,还被升为教授,而且是非常有名的教授,因为他的同事认为,即使一篇演讲或是一篇评论,罗斯都达到了最高学术水准。公共性,就是大家建立一种通过讨论、辩论达成的共识,甚至是重叠的共识,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现在国内的评价机制需要扩大,要有更多人的参与,一个机制不应该完全是一个学校或一个集团。在国外,学术问题是学界内部的事情。如果政治化,下一步就非常难走。(作者:陈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