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在其博客里贴了一张“包头市某中学学生下跪给老师们磕头”的照片。李阳称,“下跪的照片是真的,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学生下跪是对老师的尊重,过几天我还要去成都讲课,相信可以让成都最好的中学的全体学生下跪”。
三年之内,向三亿中国人传播疯狂英语学习法,不管怎么说,李阳也算是个搞教育的。但从他的言行看,实在不像是个传道解惑的老师,那五迷三道的做派,倒活脱一个为人洗脑的“邪教教主”。
李阳一再解释,学生不是给他下跪,而是为他们的老师下跪。他认为学生这样的行为是心存感恩,是对老师的尊重。常言道,男儿膝下有黄金。下跪意味着被完全征服,是放弃自我地完全的服从。我一直觉得,李阳要学生下跪虽是个极端的个案,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其实是整个教育界普遍存在的。李阳的解释只会越描越黑,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学生向谁下跪,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教育究竟要教授学生什么?
其实最讲师道尊严的孔老夫子早就教导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很明显,学生对于老师并非完全无条件的接受。而反过来讲,人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所谓的“渔”,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老师最需要传授给学生的,不是在烈日下疯狂叫喊ABC,也不是书本上现成的定理公式,而是要学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具备健全独立的人格。
1988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回到日本,人们问他:为什么日本人得诺贝尔奖的多数是在国外工作的?他回答:“东方文化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要创世界一流的重大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这是讲究等级和服从的东方文化很难接受的。”那些在“教主”的疯狂蛊惑下无条件下跪的学生们,长大后能够学会独立思考吗,会有健全独立的人格吗,实在令人担忧。
这自然让我联想到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教科书改革。有关《出师表》该不该从教科书中删除的讨论,异常热闹。主删派认为此文是“愚忠”的代名词,并且“不利于形成科学的军事观、‘止战息兵’的观念”。紧接着,就有人提出反驳,认为《出师表》淋漓生动地体现对家国之忠,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完整,从来就是中华历史的主旋律,是历代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念兹在兹的家国理想。
中国人对教科书特别敏感,好像课文里选了金庸,学生立马就会刀光剑影;看了《红楼梦》,转眼就学会了风花雪月;《金瓶梅》更是摸不得,搞不好都要下本身写作。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是教材选了什么文章,关键是我们的老师如何教授这些文章。如果依旧是应试教育强行灌输那一套,让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纵使在校期间又红有专、思想健康、言行正确,可走出校门面对社会,没有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大脑,岂不更遭。
几千年前,古人就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几千年后,我们还在继续诸如《出师表》该删该留这样无聊的讨论。它是愚忠也好,它是爱国也罢,那只能是老师们的一家之言,你占据了讲台,但不能占据孩子的大脑,不能把你的想法强加给学生。学生自己会思考,你要做的是教给他们思考的能力。
九泉之下的亚里斯多德看到中国当下的情形应该感到非常庆幸,如果当初柏拉图也像李阳“教主”这般疯狂推销他的哲学思想,那老亚只能是个“吾只爱吾师,吾不爱真理”的应声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