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今天要见识“下跪”的礼仪,方便的途径,是观看古装或黑帮题材影视剧。但最近,这种礼仪在现实生活中多了起来。先是在英语培训师李阳的要求下,三千余名学生向其下跪,接着媒体报道今年6月海口市某中学校长在操场上主动向千余名学生下跪,后来还有昆明的一个民间团体组织其成员着古装,向国旗下跪。今后还有什么情景的下跪,尚难预料。
值得一提的是,在舆论一片哗然、指责者不在少数的情况下,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李阳坚持己见,并且认为此举得到主管部门的正面肯定:“中国教育协会的负责人就给我打电话:李阳老师,你做得好,现在的学生都不懂得感激师长了,对老师下跪,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支持你。”
不少支持李阳的人大概都持这种观点:现在尊师风气很淡漠,跪一跪能让学生明白尊师之道。李阳自己也声称,“很多学校给我发邀请函是请李阳老师做道德教育的演讲,还有做高考的励志演讲,不仅仅是做英语教育的演讲”———原来不仅学英语,还有道德教育,这就像前不久红透中国的于丹一样,学术的或教育的演讲,最终都会走上道德教育这条路。但即便是道德教育,难道不下跪就不足以表现出精神的、心灵的净化吗?道德的水准,当然需要通过外在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中国最有名望的教师孔子既强调“仁”(内在修养),也强调“礼”(行为规范)。但孔子从来不认为单单一个“礼”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仁心,礼对他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礼”字,孔子就没有把它理解成纯粹的形式。因此,单单从下跪这种形式,我们很难看出那三千余名学生在道德水准上会有何飞越。
“下跪”到底是个什么礼仪?《周礼·春官·大祝》把拜礼分成九种: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等等。注释家认为,所谓稽首,就是头长时间和地面接触,“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这大概就是跪拜的起源。显然,下跪首先是臣跪君的,后来才逐渐扩展到佛道诸神,一路跪下来。在没有“人生而平等”观念的古代社会,它有合乎历史的内在逻辑,没有必要指责它;但在人人平等已成为社会共识的当代,因为数千学生向自己下跪而自我膨胀,并扯到“刻苦学习、热爱祖国、孝敬父母”的高度,恐怕自我感觉也太好了点。打着道德的旗号,做的不一定都是好事、有意义的事。
下跪的背后,是近几年来,各种打着恢复传统文化旗号的活动如祭孔、祭黄帝、祭炎帝……的密集上演,下跪不过是这类活动愈发向民间蔓延的其中一个结果而已。以“祭孔大典”为例,规模搞得越来越大,但其本质,主办方玩的何尝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套路。至于这些祭祀仪式究竟弘扬了什么、怎样弘扬了民族精神,没有人知道,也少有人关心。
与此相类似的活动包括:一些地方教育界为教育学生孝敬父母,组织学生给父母洗脚之类的活动。假如为父母洗几次脚就能让学生懂得孝敬父母,那么,郭巨埋儿、卧冰求鲤之类“二十四孝”里面的故事还有发生的理由。
比这些具体的事件更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是伴随着所谓国学复兴(假如勉强可以称为复兴的话),那些稀奇古怪的、打着复兴儒学的说法也沉渣泛起,比如“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极而言之,一个十八岁有选举权的不肖之人与孔子的差别,可以套用尼采的话,(可以这么说)‘人和人的差别比人和猿的差别还要大’”等等。表征文化保守主义走到极端的这些理论如果只是在学者层面讨论,那是学术研究和讨论的自由,但如果转化为具体行动,乃至于像某“儒生”那样,搞出一套很全面的纲领,加之一挥手就跪倒一大片的阵势,就叫人不寒而栗了。
时代的变迁,使过去的礼节、仪式逐渐失去其价值,成为我们的一段文化记忆;为我们所继承的,只应是那些仪式背后的民族精神。简单地复制那些已经过时的仪式、礼节,而不是追寻其中的积极精神,那结果也许就像鲁迅所说的:“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是废物。”
李阳在解说下跪事件时说,“我接触了很多宗教……现在,我真的做到了totally forgive(宽恕)。”我绝对相信这是真心话。(黄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