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总是说要回归传统。我们必须看到,传统是基本,传统是活的东西,而且会变化。如何以传统文化的精神,来转化现代社会所造成的各种弊病,不是要跟它融合,是要改变它。也不是要对接,而是对现代社会优良的方面,比如启蒙以来的理性、自由,要更进一步地吸取。
从五四到建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当然那段多半是在海外;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通过这三代的努力,我们了解到儒家文化和西方最核心的价值都能够互补,再就是对现代的社会能不能提供深厚的文化资源。
如果说期待传统文化来矫正我们当今的社会问题,这样就有点工具性了,等于把它当做是一种治病的方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新的视野,新的人生观、宇宙观,新的信仰。不仅是行为的改变,态度的改变,而且是深层的一种自觉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对人的存活,对人的自我认知,对人的发展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逐渐改变,逐渐升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文化就成为现代世界中的文化资源。
讲到古今问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一个印度学者说他和美国的同事在谈话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谈话的对象有这样一种傲慢:你们的现在是我们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是你们遥远的未来。这就把整个人类的文明,分成不同的几个阶段了。经济、政治完全用GDP来衡量的话,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宇宙观,人的心灵平静,社会的和谐,有各种不同的评判标准。有人讲得非常清楚,GDP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量的,不能量友情,不能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量一个人身心的整合,人和社会的协调,人对自然的一种尊敬。人心和天道的和谐都不能量。甚至出了车祸,因为空气污染生病要医,把老的建筑全部摧毁,然后建新的,建完后再摧毁,这些过程都是增加GDP的方式。也可以买车,车祸要赔钱,再买车,这都是创造GDP。所以有人说,也许我们应该讲NegativeGDP(负向GDP)。如果悲剧的事情出来的话,要把GDP抵消掉的。
普世价值,文明对话
《社会观察》:显然,孔子诞辰尊师重道的时候,可以体现一种比较全面性的宇宙观、人生观,这种前提下,对老师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促成自己人格进一步发展。
这个日子蕴含着这么多丰富的意义在里面,您刚才说的这个精神,包括公民含义在里面。那么问题在于,现在世界各地对待孔子思想,经常说孔子思想照亮世界,它能么?另外,其他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怎么看待孔子所代表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他们能接受么?
杜维明:我这样构想,如果从世界精神文明的立场上看,儒家的力量还是非常薄弱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摧残,现在刚刚有点生命力。在国内就没有受到很大的认可和重视,在国
外认可当然也有一定的障碍。但我们看到,国外的学者或国外的社会对他的正面评价,比国内的要高。知道孔子的人数,当然不是很多,没办法跟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相比。而且到现阶段,对孔子的尊崇基本上是东亚的现象,基本上是古代汉语的世界。第一期是从曲阜到整个中国,然后是从中国到东亚,将来能不能从东亚走向世界,现在还是个疑问。毫无疑问,
现在还不能把儒家当作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的思潮,这个为时过早,这是现实。但从我所了解的他的价值,他所代表的精神面貌,还有他的远景,乃至对人类文明现在所碰到的困境能够作出创新性的回应这几方面来看,他的前景还是很光辉灿烂的。
《社会观察》:孔子的思想为西方国家接受较慢,这是否因为一个是语言上的障碍,另外一个所谓的这些微言大义,我们中国式的这种表达或中国传统的这种表达,与西方的话语体系,还存在一个对话的方式和渠道问题?你一直所提倡的文明对话或文化的对话,是否也是相当困难的?
杜维明:相当有困难。但问题是,你可以从不同的语言来了解圣经,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语言了解可兰经,了解国家的经济。圣经、可兰经、佛教的教义都不简单,佛教的教义更复杂些。儒家的基本精神,关涉人人日用之间体现的做人的道理,所以它跟现代社会的相关性更大些。所以,能不能够构建起中西文明对话的方式,能不能在中西对话中起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两者是有分别的。
我参加了普世伦理的一些讨论,现在一个基本的信念我觉得很有意义,所用的观念就是孔子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认为这比基督教所提出来的“己所欲施于人”可能更符合文明对话。所谓塑造,就是不把我认为最好的强加于人。这种精神,对于我们现在文明对话,走向和平文明,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另外,孔子所倡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基本的信念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到普世价值,从这个立场来看,孔子有一些探讨普世价值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有的时候大家对孔子感到很骄傲了,某诺贝尔奖得主说,将来世界如果要存活的,就要回归孔子。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值得骄傲的,因为诺贝尔奖得主一般是科学家,视野也不是很宽阔,而且也不了解东亚。
我们从更宽广的立场来看,讲孔子的价值问题,到底这种思想面对人类在21世纪碰到的困难,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常常发问的就是21世纪儒家的问题。我们了解到,21世纪必须要出现一种精神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从启蒙以来,是一种凡俗的人文主义,它是对宗教精神的排斥,而且对自然有相当的侵略性。
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新的人文主义,一定对宗教是尊重的,而且有自己很深刻的宗教性,对自然也是尊重的。像中国的传统中,敬天、畏天,事天,就有一种敬畏感和尊重感。对地球、对人的身体、社群,包括我们的家庭,国家,对人类世间、天地万物,不仅有尊重感,而且有亲和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有一定的说服力。甚至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世界所有的宗教,特别是对超越外界世界比较向往的宗教,都要回到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蓝球”,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因为不能把力量集中在上帝,未来的天国,也不能归结为彼岸世界或净土。
现在就重新尊重地球,这个理念在儒家根深蒂固,而且历史悠久。天地的概念以及思想,确实具有普世价值。很多人也看到它的重要性,特别是比较杰出的哲学家,看到这种情况,所以也比较尊重。另外,不能忘记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时候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像伏尔泰、重农学派关键人物等,儒家这套思想对西方整个现代发展的过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历史发展到现在,西方对他们自己的启蒙进行非常严厉的反思、严厉的批评,女性主义、生态环保、社群,还有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在西方都是强势。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的学者多半是西方中心论,对西方之外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对儒家基本上是漠视的,所以德里达来中国说“中国没有哲学”。哈贝马斯也没有太注重中国的哲学,这一代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了解很片面,但这个时代是会过去的。
《社会观察》:您刚才提到很多普世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说孔子思想,最近讨论得比较多,他能成为普世价值观么?因为现在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普世价值观基本上都是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世界来的这些观念,这个您怎么看?
杜维明:这里面有个很大的误解,就是把西方的价值当作是普世价值观,而把中国的价值当作是亚洲价值,而亚洲价值又常常被认为是和民主、科学对立的。我基本的理解是,自由、民主、人权当然是普世价值,但是扎根在西方启蒙所展现的现代世界的土壤里。仁义礼智是扎根在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中,如果说人就是一种同情恻隐,说注重理性,不注重同情恻隐是不行的;只重自由,不注重公益,不注重公正是不行的;只注重法,不注重理是不行的;只注重人权,不注重责任是不行的;只注重个人的尊严,不注重社会的和谐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想提倡的是,核心价值之间的文明对话。这样子,我们是站在平等互惠的角度。比如,伊斯兰的一些价值,伊斯兰特别注重公正,基督教在美国特别突出自由,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补的。
人权论说,美国特别注重第一代的人权,重视政治权;中国现在提倡的是第二代的人权,是经济权。有的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人权;有些人说如果没有饭吃,住的地方都没有,甚至连清洁的水都没有,就没有人权。这都可以进行讨论。巴西和阿根廷,也经过一段高速发展,不过后来基本上崩溃了。菲律宾也曾这样。日本以前经济的发展和近20年来的停滞,这种例子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经验甚至说我们碰到的困境和问题,可以为人们所参照。
《社会观察》:您的意思是说,中国经验比中国模式更贴切些?
杜维明:模式有个含义,这个含义实际上是不健康的,就是典范的意思。如果说是中国模式,就是说我们现在走出的路是可以教导你的,我们跟美国走的路不同,或者说将来的第三世界要走我们的这条路,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很难站得住脚。从另外一方面看,美国的模式,或者说美国梦,就是每个人都有房子,有车子,有足够的资金薪水,每年都可以到世界各地旅行一次。当然,这种美国梦不能在欧洲履行,更不要说在亚洲,其实在美国自己社会中就没办法全部履行,大概在美国只有极少数才能履行,10%或15%才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生活绝对不是一个典范,如果美国的生活在自己的本国要达到理想的水平,我们就要两个地球来支撑。如果大家都要的话,也许五个地球。所以说,这个不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