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年——1978年)在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史学界都有很高的成就,但他并非一位单纯的诗人或历史学家,而会紧随社会的变化用文章传达政治动向。郭沫若一生与毛泽东“以诗会友”,相互应和了数十年,又在文革前两个月作出了一项震惊世人的举动——声称要“烧书”,此举引起外国人士的关注。后来,郭沫若将自己的这一行动解释为“凤凰涅槃”(他在五四时期曾写下著名诗文《凤凰涅槃》)
毛泽东的“解诗人”
郭沫若诗人之名早在五四时期就蜚声海内外,在早期时更曾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后因参加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追捕流亡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40年代初,郭沫若就似乎对毛泽东的诗词非常感兴趣,并开始与毛泽东诗词唱和,遥相呼应。
1949年,中共建政后,郭沫若即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从此,他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更加频繁。国内曾有报刊列举过郭沫若与毛泽东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数次唱和,例如1961年,郭沫若写的《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随即又和了一首诗,毛泽东立即送给他《咏梅词》一首,传达反修正主义的政治意图。
其实,从当时开始,郭沫若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了毛泽东诗词的第一解诗人。有人曾统计过,郭沫若写的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达二十余篇,但绝大多数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之中。郭沫若的解诗,不是一般的诗歌阅读欣赏,而且往往写于有重大政治动向之时,他用浅显易懂、明白无误的白话,把这种重大政治动向传达出来。
文革前的预感:山雨欲来风满楼
到了6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经开始酝酿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而导火索就在文艺界。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场发自文艺界的揭发批判让郭沫若感到十分迷惘和痛苦,唇亡齿寒,他预感到自己也在危崖边上。左右为难之下,郭沫若只好暂避锋芒。
据《党史博览》(2000年第10期)记载,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它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但郭沫若的辞职未被批准。于是,他感到灾难的脚步正在向自己逼近。一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他们直接给郭沫若写信寄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措词相当刻保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发表“烧书”言论求自保
1966年4月,林彪、江青等人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并称1949年后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
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不幸的是,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五四”至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纪要》的严重指责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浃背,坐立不安。
于是,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说了这些违心的话不几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他想回老家看看,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但郭沫若的这番言论引起康生的兴趣,他将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发“信号弹”。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这个时候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这样的话,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4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5月5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这篇讲话。郭沫若的言论“唱和”了毛泽东的政治需求。
为自己辩解:要像凤凰涅槃那样重生
郭沫若要“烧书”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一些造反派借此要求打倒郭沫若。此外,国外反华势力则利用他的这番话攻击中国,许多日本人士则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烧书”言论。
无奈之下,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7月4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与会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方针:“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过了一个半月,全国的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大规模焚书便成为扫除“旧文化”的时尚。于是,有人说,郭沫若的发言为这场毁灭文化的大规模焚书运动做了舆论准备,难辞其咎;也有人认为,郭沫若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他本人并未真的烧过自己的一页书,此说不过是以“自诬”手段求得自我保护,应予理解和宽宥。
除了上述公开解释外,郭沫若还曾作出书面的解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翟清福在《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记载,一名叫徐正之的青年教师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时读了郭沫若的“烧书”言论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对“烧书”说进行了批判。
徐正之指出“简单的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还援引了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1967年8月24日,徐正之带着写好的文章来到北京王府井,走访《人民日报》社。一位老编辑接待了他。当接待者知道徐正之来访的意图后,阅读了他的文章,并提出了三条处理文章的建议,请他选择。其三点建议是:一、将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二、在群众办的小报上发表;三、由《人民日报》社代为转交郭沫若处理。徐正之采纳了第三种办法,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要求郭沫若阅后对文章提出意见,并用“挂号退还”作者。
郭沫若读了徐正之的信稿,无奈之中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辨证’唯物主义者。”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释他的“自焚”与“再生”,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利用推动了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扩张,而郭沫若本身也并未因此而逃脱文革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