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出版界基本没有“出版社”之称。当时有堪称龙头的商务印书馆,有名副其实的中华书局,还有世界书局、良友图书公司,它们开办各有机缘,后来的命运不尽相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解放后依旧矗立,保持着良好的声誉;世界书局、良友图书公司则最终消亡(当然仅指大陆地区,两者在台港犹有一脉)。而开明书店的命运,另有一番与众不同的机缘。
开明之“开”,缘于一场争论。
1926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编辑章锡琛和其弟章锡珊等四五十人集资的《新女性》杂志创刊,这份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期刊,从某种角度说,算得上是一群知识分子的负气之作。
此前,章锡琛在商务印书馆下属的《妇女杂志》任主编。到了1925年前后,五四思想解放已扩及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大学允许男女混读、传播性科学知识等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话题,而在当时却经常遭受保守势力非议。1925年1月,章锡琛与周建人(当时为章所邀合编《妇女杂志》)颇有些前卫地出了一期《新性道德专号》,其中有主张男女平等、性生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之说。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许多报刊、大学名流纷纷攻击《妇女杂志》鼓动“一夫多妻”云云,如北大教授陈百年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章锡琛与周建人随即分别写了辩答文章投寄《现代评论》,却被压了近两个月才在某期的末尾处删节刊出,可见其时形势之恶劣。商务老板王云五见《妇女杂志》成为众矢之的,也以为章等有失体统,于是将章调离。章锡琛与他同在商务的朋友胡愈之、郑振铎等对商务的懦弱处事大为不满,鲁迅也对商务拿章锡琛开刀颇为愤怒。一帮朋友遂决定凑钱自办一份杂志,继续讨论妇女问题———这就是开明书店的前身《新女性》。
《新女性》创刊号印出后,商务以职工不能经营与商务同样性质的企业为由,将章锡琛辞退。章在众人鼓励下干脆专心自办杂志,甚至代友人印刷出版作品。于是一帮友人商量,索性自办书店———这就是开明书店。十年间,开明从“最初由一群贫穷的文化人以自己的稿费、版税、薪水作为投资的书店”,“到抗战前夕,俨然成为同历史悠久、资金雄厚的‘商务’、‘中华’鼎足而三的大书店。”(吴觉农语)
开明书店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它没有其他出版团体那样详尽的开办前的谋划,也不是彻底以商业营利为目的。从一开始,开明身上就带着浓浓的知识分子气息———正直、热切,负有责任感。这种气质与口碑使得中小规模的开明能够与“商务”、“中华”并列,被时人看作当时中国有数的几家优秀出版社之一。1953年,开明书店与团中央下属的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之名就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