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之风的盛起,有学者认为是在先秦时代。《吕氏春秋》有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抇之墓也。”“抇”即发掘之意。也就是说,天底下没有哪个王公大墓能够免遭盗掘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延续千年不变。如果把盗墓作为一种职业来看的话,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行当之一了。虽为历代人们不耻,却始终长盛不衰。
中国古代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说法,因此古人常将生前最珍贵的物品殉葬,以便在阴间继续使用和占有。王公贵族们更是在年轻时候便开始修建陵墓,堆积财富,以供身后享用。如此“厚葬”,对以获取墓穴中的稀世宝藏为目的的盗墓贼来说,是巨大的刺激。
从颇具特色的中国盗墓史来看,《汲冢书》、《孝经》、《兰亭序》、《笔势》等四部古籍的存世流传,却有着盗墓贼的功劳,颇富戏剧色彩,被称之为盗墓史上的“四大文化传奇”。
《汲冢书》是中国史学中的重要著作之一,公元三世纪被魏晋时期盗墓贼挖掘出来。《晋书:武帝纪》记载:“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字十余万言。”《晋书·束晳传》亦有言:“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不复全次。”
据说有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盗开一座古墓后,发现墓里有大量的竹简,于是就地取材,抽出竹简当火把用来照明。后来有人发现墓被盗,报告官府。官府将墓内及散落地上的竹片收集起来,装了几大车。
随后,当时的学术权威中书监苟勖、校書郎傅瓒等人对这批竹简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发现竹简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魏国史书,十分珍贵。后又经卫恒、束晳等学者的进一步整理,中国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出世了。后来,史学家又依出土地,命名这批竹书为《汲冢书》。
《汲冢书》在战国时成书,其学术价值和史料的准确性比司马迁的《史记》更具权威性。可遗憾的是,除了被盗墓贼当火把烧掉不少外,当时人们一时间不了解这些竹简的珍贵,致使“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
上文《晋书:武帝纪》里说到是在魏襄王冢里发现《汲冢书》,实则这座古冢的主人到底是哪代魏王,至今尚未定论。苟勖、傅瓒等人说是魏襄王,卫恒、束晳等人则坚持认为是魏釐王,到底是在哪个王的墓地里发现的,也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汲冢书》被发现了。
除了《汲冢书》,东汉大学者、大书法家蔡邕的书法心经《笔势》也是盗墓贼给盗出来的。
蔡邕生于公元132年,卒于192年。博学多识,通经史,喜好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绘画,擅长辞章,精工篆隶。唐人张怀瓘《书断》称,“(蔡邕书法)体法百变,穷灵尽炒,独步古今”。献帝刘协当政时,董卓专权,强令蔡邕为侍御史,拜左中郎将(“蔡中郎”称谓的由来)。董卓遭诛,蔡邕作为同党难逃干系,被捕后死于狱中。
蔡邕书法造诣颇深,不仅是书法家,还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祖师爷,传世书论有《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书法观点奠定了中国书法的理论基础。
后来,因为《笔论》,还让钟繇生前死后都不得安宁。钟繇是三国时的大书法家,仰慕蔡邕在书法上的成就。晋虞喜的《志林》中载有这样的故事:钟繇见到韦诞有蔡邕的《笔势》,他苦苦求索,但韦诞不给他。钟繇难过得竟捶胸以致呕血,幸亏曹操的“五灵丹”,才使其脱离危险。后来韦诞死去,蔡邕的《笔势》做了殉葬品。钟繇就“盗发其冢”,把《笔势》据为己有。从此得知“多力丰筋者胜,无力无筋者病”的道理,由是书法更妙。
也有人考证说,钟繇比韦诞大28岁,又早死了23年,一个死人去盗墓属无稽之谈。钟繇盗韦诞墓得《笔势》一说,很可能是后世附会。
书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也和盗墓有关。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蓝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即《兰亭序》。《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美誉。
关于《兰亭序》的存传迷失,说法多样,比较传统的说法说众人熟知的《兰亭序》为唐太宗陪葬品。李世民有遗诏要求“生则同榻死则同穴”。诗人陆游因此感慨,“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
后来有史籍记载,唐末五代军阀温韬任陕西关中北部节度使期间,“在镇七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李世民的昭陵也未能幸免。昭陵内藏铁匣,铁匣里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钟繇和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两百多年前的纸张和墨迹如新。这些稀世珍藏,全被温韬取了出来,迄今下落不明。
但温韬当年盗品登记中却并无《兰亭序》。《兰亭序》究竟哪里去了?有学者推测,《兰亭序》可能在唐高宗李治与大周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内。理由是,李世民得到《兰亭序》真迹后,曾令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欧阳询等当时名家临摹《兰亭序》真迹,分赐皇子、近臣,这就是传于后世的“唐人摹本”的由来。同样喜好王羲之真迹、承继大位的李治,并没有完全执行父皇的旨意,而是用摹本了调包,把《兰亭序》真迹截留了下来,后陪葬乾陵。这个大概是《兰亭序》下落的又一新说了,重燃《兰亭序》尚存的希望之火,但或许这是种美好的想象罢了。
自唐贞观之后,《兰亭序》诸种唐摩本,在宋、元、明、清及当代等多个时期,还引发了一些盗墓掘陵传闻,无法一一细说。到了现代,《兰亭序》真迹之谜更是越来越扑朔迷离,难辨真伪。
儒家经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孝经》的发现和传承,颇有戏剧性,堪称盗墓史上的又一文化传奇。
有关《孝经》的说法除了说是从孔子后裔家的墙壁里发现的之外,便是盗墓之说了。有史料记载《孝经》是从西楚霸王项羽爱妾墓中发现的,是盗墓贼盗出来的。
唐人李士训《记异》和北宋古文字学家夏竦在作品中均有相关记载,但都不够详尽。隋人傅奕在《老子解序》一书中记述项羽妾墓的出土情况,是在北齐后主高纬当政的武平五年(公元574年)发生的事,被盗的项羽爱妾墓彭城(今徐州),但只提到了《道德经》的出土。《孝经》是不是项羽爱妾墓中之物,现今已无从考究,重要的它并不没有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