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与毛泽东离婚后的贺子珍在一气之下离开了陕北,经西安去苏联学习以及治病(长征时期,贺子珍产下女儿李敏后身体虚弱,后来有在一次轰炸为保护伤员受伤,多枚弹片至老都未取出)。不料,祸不单行的贺子珍到苏联后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暴躁脾气惹的祸?
贺子珍的性格暴烈、倔强,这也是导致她与毛泽东离婚的因素之一。到了苏联后,她的脾气丝毫没有改变,这也为她埋下了祸根。
据2003年第5期《人物》杂志刊载的一篇题为《陈祖涛:我在苏联的经历及见闻》(文/王凡)的文章记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国际儿童院(专门收养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子女)里,又来了两位中国的成年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一位是林彪第一位正式结婚的妻子张梅(1938年她陪林彪到苏联医治枪伤,他们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林小琳)。
当德军的闪击战迅速推进到莫斯科附近时,原来共产国际接待和管理的各国共产党人,都离开莫斯科疏散到了各地,像陈祖涛的父亲陈昌浩,就被疏散到了中亚细亚一个小城市库坎多,《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到了塔什干,另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李立三去了杜尚别,贺子珍、张梅就被送到了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
贺子珍、张梅来到国际儿童院也没有工作可做,在苏联也没什么认识的人,也不会俄语,没什么人来往,就是住在教师的楼里度日。时常陪伴她们的,就是她们在苏联的孩子。陈祖涛记得总看见李敏和母亲贺子珍在一起,林小琳也常和母亲张梅在一起。
在陈祖涛的印象里,贺子珍那时的脾气很不好,有时不知因为什么生气或碰上不顺心的事,就会打李敏。他曾说:“我们特别同情贺子珍、张梅她们。当时感到最可怜的就是李敏,她年纪还很小,有时还挨打。”
陈祖涛认为,也许就是由于贺子珍老发脾气和打孩子吧,负责照管贺子珍生活的国际儿童院长玛尕洛夫后来竟然把贺子珍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里,让她和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在一起。但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原因是否因为“她经常打孩子”仍有待史料的补充证明。
精神病院的痛苦记忆
贺子珍对被送进精神病院后的经历感到十分痛苦,她曾说,“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据《广州文摘报》援引《贺子珍在苏联精神病院的遭遇》一文描述:头发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日夜都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贺子珍自然驯服地接受被作为精神病人对待,她也曾承认,她的确激烈地反抗过,抗议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来。她曾经拒绝医院的任何治疗,要求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说,我家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
然而,不管她说一千道一万,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均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他们强迫她服用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
贺子珍觉得自己没有病,被人诬陷说有病,硬拉到这种地方来,已经够不幸了,如果让他们按精神病来治疗,大剂量地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时间长了,把脑子真的治坏了,不是更倒霉吗?后来,她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被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后来,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其实,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
一段时间后,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将“仇人”当成担保人
贺子珍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分,给他们一个良好印象。最后,这些医务工作者终于承认,贺子珍神智清楚,不像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
后来,医生暗示:“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不过,他们告诉她: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医生的话,使贺子珍异常兴奋——出院回国有希望了,可是,她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从她进了精神病院后,就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人来看过她,她无法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人留在苏联。
贺子珍向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要了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一个信封。但是,这封信写给谁?发到哪里呢?贺子珍想了很久,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开门,让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她想,别人都走了,这个人可能还会留在苏联。她并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何处,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她决定收信人就写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呢,写到莫斯科的那栋别墅。她觉得,把信投到那里比较保险,那里中国侨民出入的比较多,如果碰到有人认识这位女子,并知道她的住址,就有可能转交到她的手中。另外,共产国际东方部如果还在活动,这样一封寄自精神病院的来信,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要是找不到那位妇女,他们有可能把信拆开,就会看到她的呼唤,把她接了出去。
于是,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一次,接我出院。她还在信中提醒那位女子来的时候请别忘了给她带几件衣服。信发出以后,她每天都是在盼望中度过的。但她每天的盼望都落了空。
回国后的孤独
贺子珍在苏联度日如年,时刻希望着回国。但直到1947年,她才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哈尔滨。可是悲剧并未结束,由于江青(于1938年和毛泽东结婚)出面阻挠,三个孩子被接去了北京,而她却被拒之京外。
1949年,贺子珍一个人来到了上海。这里虽然有她的几个亲属,可哥哥贺敏学很快就调福建工作了。尽管党组织对她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并有几个侄女在身旁相伴,但始终改变不了她的孤独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