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树泉
记者: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您认为萧红与张爱玲这两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性作家具有哪些异同?与她们相比,当代女性作家的写作潜力在什么地方?
季红真,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具有影响力的批评家,1955年生于浙江丽水, 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曾经长期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工作,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著有《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忧郁的灵魂》、《众神的肖像》、《世纪性别》、《女性启示录》、《萧红传》等。
4月4日上午,在黑龙江省图书馆,季红真教授做了题为《两个传奇女性的文学道路——萧红与张爱玲比较》的学术讲座。当天下午,季教授在她下榻的酒店接受了《黑龙江日报》记者的专访。话题是从萧红与张爱玲开始的。
记者: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您认为萧红与张爱玲这两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性作家具有哪些异同?与她们相比,当代女性作家的写作潜力在什么地方?
季红真:当代女作家直面人的生存回归的写作趋势,就是萧红与张爱玲启发的。人的生存是文学的核心命题。她们启发了女作家确立女性的主体,其中包括身体本位、个人本体、生存本体,还有思维的主体本位,既是女性的,又是个人的,它解放了女性的感觉,激活了当代女作家的思想。我在上午的讲座之中说的不是太全。铁凝《麦秸垛》弥漫的农村蒙昧而原始的生殖气氛与萧红《生死场》的气氛是一样的,它因此而被称作“当代图腾”。尽管找到自我是一样的,但是当代女作家面对的问题与萧红、张爱玲是不一样的。张洁面向社会改革的问题,王安忆思考现代文明的问题,她的《悲恸之地》与萧红的《生死场》都表现了乡下人进入城市的处境。《生死场》中,村民对城市的想象是妖魔化的,金枝到城市缝穷被强暴;《悲恸之地》中的农民到上海做生意,与伙伴失散之后,由于恐惧闯入迷宫一样的大楼,在保安的追赶下丧身,表现了全球化时代整个乡土社会的困惑。迟子建的《雾月牛栏》等作品写的是蒙昧而又具有诗性的乡土人生,直面生存本相,逐渐达到生命诗学的高度。
记者:当代中国批评界对女性写作、身体叙事、性别话题以及相关的现代性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您对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写作是如何认识的?
季红真:现代性问题简单地说,是中国人的精神强迫症。坚船利炮打过来了,救国图强是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差异在于以什么方式进入现代社会,建立什么样的现代民族国家。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是残酷的,登陆中国的方式以残酷的暴力为先导,对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构成了毁灭性的威胁,文化震动导致了身体、种族、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它对中国是一种强迫,抗拒不了,不面对就会亡国灭种。对于经历过晚清、五四、1949年、文化大革命的几代人,现代化又是一种乌托邦,他们以为现代化可以解决政治经济、城乡差别和社会民生等一切问题。这个历史过程付出了环境破坏、道德滑坡等惨重代价,付出了精神的痛苦与情感的痛苦。萧红《生死场》“传染病”一节就表现了乡土社会的困惑,是早期后殖民的问题。全球化之后,文化就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文化政治的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之中,努力建构自己的价值观,还是简单地去学别人的,是非常迫切的问题。新的价值体系谁来建立?谁有这个建构的能力?都是现代性引起的一连串问题,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肯定是不行的。现代性问题包括自身带来的问题,也包括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这里面包括了生物、种族与文化的复杂性。
文学是语言艺术,所有的语言文字都是象征系统,都有身体与自然物互喻的表义方式,是和人的基本处境相关的。巴赫金认为身体具有大地性、人民性与宇宙性。所谓大地性就是身体是不能脱离大地的,像鲁迅讽刺那些脱离实际的人,要抓住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按照基督教文化灵肉二分的说法,灵魂是属于天空的,身体则是属于大地的。身体的人民性在于,无论贫富尊卑,身体的现实是最普遍的。身体具有宇宙性,人首先是一个宇宙间的物种,房屋、村庄、服装,都是人区别于其它物种存在于宇宙之中的形式。中国由于道学传统而压抑身体,意识形态松弛的时候,身体就会解放些,如六朝的宫体诗。每次革命都会导致身体的解放,如晚清废除缠足习俗,辛亥革命废除太监制度,法国大革命反对初夜权,允许离婚。文学的身体写作更多的是隐喻和修辞,是反叛和象征,是极端的反文化的立场和姿态。《上海宝贝》中,主人公与中国人有感情无性,与外国人有性无感情,这里的性是物质的象征,是修辞。
记者:您在1980年代,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予以批评,之后您开始运用新的批评理论,转向更加开阔的研究领域,我想问您,您当时对这种转向是如何考虑的?
季红真:我的思想是借助批评而存在的,如果文本里没有的东西,我就没法论述,批评是受到对象制约的。我的批评活动是以阐释和描述为主的,从不超越文本。我以为这是一个批评伦理。我从材料之中出发找方法,形成观点。我同时还写散文、传记,以更加个人化的其他方式表达我的想法。现代性的强迫症问题,我早就想明白了。我的核心价值从来没变过。我的方法则是根据研究对象而变化的。我从来不声称自己是什么主义,比如,研究女性文学,但是并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也研究后现代问题,也研究各种文体问题,都是为了更好地接近文本中的意义系统。人文精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情境,产生不同的思想,这里既有历史的继承性,也有时代的相似性,重要的是差异。既然你尊重文本的丰富性,就得尊重这种差异性。
记者:您与您同时代的评论家崔卫平、孟繁华等人,以实际而有效的工作影响着今天的文化社会,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
季红真:我影响了文化社会吗?我自己并不觉得有这么大的能量。没有他们那么大的影响力。我到学校工作的基本动机是想离权力远一点离学术近一点。学校的工作性质单纯,条件比较好,工作效率高。我喜欢单纯的学术研究工作,喜欢现在这个独立的写作空间,遍地虫鸣,树也多。近几年我写了四篇比较扎实的作家论,《流逝与追忆——试论王安忆小说的时间形式》、《穿越历史烟尘的女性目光》(关于凌力的)、《冥想中的精神跋涉》(关于史铁生的)、《神话结构的自由置换——试论莫言长篇小说的文体创新》,其他都是关于萧红和汪曾祺的。我即将出一本文化随笔集《人生的节气》,有24篇文化随笔。我理解文化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通过语言的纽带与传统文化连接。我现在带了6个硕士生,今年将毕业2个,教学相长,这样的生存方式比较适合我。
记者:八十年代的批评与八十年代的文学,被文学界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时至今日,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批评与作品脱节,作家对批评反应冷淡等等,您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季红真:八十年代的作家与批评家的经验世界、阅读范围、精神兴奋点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沟通和相互理解。而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的经验世界和阅读范围都很难重合,就使沟通变得困难。人们的生命周期是不一样的,经验世界是隔绝的,造成了话题的分散,脱节现象是很自然的。还有商业写作的因素。一些作家被市场控制着,批评家真正喜欢的作品却出不来。其实比较好的方式,不是谁要说服谁,也不是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倾听别人,表达自己。批评也是一种翻译,把对方的意义体系翻译过来,这是一个转化的问题,也是一种意义的转换形式。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成熟的作家,也都有自己的理论家。80后文学的问题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理论家,老一辈的理论家不了解他们,或者理解不了他们。我很想了解,但是阅读量太大了,要理解他们也是困难的。这要看许多东西。所以我现在只能沉默,我想这是一种严肃的态度。
原载:《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