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患否定了清廷的合法性
北京晨报:可为什么后来又垮得这么快呢?
喻大华:中国19世纪末外患太严重,面临着亡国的风险,这给人们带来紧张感,直到今天,我们的国歌中仍然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反映了普遍的心态。清政府最大利益是皇位,无法摆正政府、人民和列强间的关系,为巩固权力,不得不依赖列强,加大对人民的盘剥,而人民反抗,又影响了政权的稳定,只能继续求助列强,形成恶性循环。
北京晨报:可1911年并非中国外患压力最严重的时期啊?
喻大华:从今天看,当时人们确实有点过于悲观,但我们没理由指责前人。1911年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远,列强忙于狗咬狗,外患压力确实不大,但仁人志士们对危险估计偏高,比较急躁。孙中山先生晚年对此曾有反省,他在英国伦敦图书馆邂逅俄国革命党,他们问孙先生中国革命准备多久成功,孙先生说自己还客气了一下,预计20年,结果俄国人大吃一惊,说俄国革命预计需要100年。后来孙先生说: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欲速则不达
北京晨报:这种急躁的心态,在近代史中带有普遍性。
喻大华:是的。因为过于悲观,所以浮躁,希望短期内成功,康有为说,如果用他的办法,10年内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怎么可能?这种投机心理使大家看不起脚踏实地的努力,这是特别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北京晨报:题外话,石约翰写过一本《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更偏爱革命,这是为什么?
喻大华:因为革命难度小,改革难度大,革命只有一个敌人,改革则可能遭遇很多敌人,打个比方说,革命是掀桌子,改革是排位子,并让每个人安于自己的位子,这当然不容易。
北京晨报:在辛亥革命期间,严复态度似乎很保守?
喻大华:他确实希望革命停下来,他是教育救国论者,认为当务之急不是引入西方制度,因为没文化基础,引进来也不行,必须先培养新国民,他为此和孙中山争论过,认为民主的核心是自由,必须从培养自由观念开始。为此,人们给他贴上保守派的标签,但他也可能有更深入的想法。
光绪没有好帮手
北京晨报:光绪的失败,是不是也与身边缺乏人才相关?
喻大华:历代建功立业的皇帝身边必有名臣,可光绪身边确实缺乏优秀人才,康有为缺乏政治谋略与实际经验,翁同龢是个书呆子,而且把光绪也培养成了书呆子。戊戌变法100多天,总共出台近200条政令,其实一个政令落实好就不错了,这其中确实有儿戏的成分,后来“围园劫后”更是儿戏。龚自珍说,晚清时人才匮乏,连市场上的小偷都素质下降。
北京晨报:光绪身边不仅缺乏有才干的人,连有操守的人都不容易找,这是为什么?
喻大华:中国读书人历来强调两点,一是气节,二是责任感。操守不足,这不是从光绪开始消亡的,而是几百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读书人经济地位的贫困化,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权力,其次是专制主义的摧残,有操守的人在政治上不断栽跟头。统治者不喜欢有气节的人,折磨他们,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重气节的代价。这就把大家都变成了没思想的奴才,老爷给10元钱让他到路左边的小摊上去买
西瓜,过一会儿回来了,说没买到,因为小摊搬到路右边去了。老爷也骂奴才傻,可还是最信任他。专制者不需要下面人有思想、有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