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类”,组织之谓也。组织是在历史演变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故研究组织及组织模式,乃研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各国的社会组织模式,就其本质的特征,可以归为五大类:
——以美国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组织模式;
——以日本为代表的集团主义组织模式;
——以印度为代表的种姓阶级组织模式;
——以欧洲为代表的市民行会组织模式;
——以中国为代表的家族主义组织模式。
美国个人主义组织模式,形成于200多年前的西部开拓的初期,至今影视大片还在歌颂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可见今天的美国人并没有摆脱历史影响,他们的企业组织方式乃至一般社会交往,无不打着个人主义烙印。
日本的集团主义组织模式,要追溯到2000年前弥生时代,那时日本还处于未开化的野蛮阶段,没有文字,没有成熟的宗教,没有道德意识,但却产生了地域共同体。一个共同体共用一个水源,进行水稻作业,互相协作,互相协商,互相帮助。经过千年的酝酿、演变,最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集团主义组织模式。
印度的种姓、阶级组织模式,产生于印度教的前身——所罗门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严格地以种姓与阶级划分人群,划分居住区,不允许混淆,更不允许有丝毫的僭越行为。今天,这一社会组织模式仍对印度人产生着巨大影响。
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城邦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市民阶层”。“市民”是个重要的概念,它不以个人为本位,以组织形式出现。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就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市民阶层,随之形成各种各样的行会组织。市民依靠组织争取自己的权益。在某种意义上,市民社会乃现代资本主义之基础。
中国的家族主义组织模式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一般认为,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制定了周礼。儒学以礼为核心。孔子把“家”与“家族”的作用张扬至极致。孔子之后,中国人由敬神转为敬圣人。
通过对待死亡的态度可见儒家重视家族之一斑:
丧父母三年期,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礼记》)
父母死守孝三年,这一制度,直到清朝还在执行。做官的死了父母,丁忧告缺,弃官守孝三年。如果父母相隔三年而死,等于要有六年不能在职。人生几何,竟然须要付出六年时间尽孝!
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维护家庭稳定的。儒家确立了中国人在“家”(家庭与国家)中的行为规范。久而久之,就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家族主义模式。这种组织模式有宗法体制作后遁,有儒家文化作靠山,极难动摇。所以,血缘、家族、宗法制度、观念深入人心,影响着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国人脱离不了家族主义组织模式。家族主义像一条线,贯穿中国历史。
中国产生过各种各样不同学派,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与艺术舞台异常活跃。然而,活跃气氛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至汉武帝,就归于儒家一统了。正如康有为所言:
为义者。汉武时,崇儒,抑禁侠学,而后墨道废焉耳。盖兼爱之余,自流为侠也。(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
从汉武帝开始,儒学渐强,家族主义组织模式也渐渐牢固了。
国民性导源于“朦胧意识”。
所谓朦胧意识,就是某民族在混沌初开时产生的最初思想意识。这种意识还不具有完整的文化形态,但对一个民族的成长发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耳曼民族的朦胧意识,是在原始森林中,透过枝叶的空隙仰望无际的星空。这一朦胧意识至今仍在影响着日耳曼人,现在,德国大城市的市内仍保留着原始森林,砍伐这些原始森林就如同断他们的根脉。
大和民族的朦胧意识是万物有灵与“绳张”。在日本人看来,一草一木皆有灵性。很久以前日本就有“八百万神”之说。这一朦胧意识发展为后来的神道教。现在,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在日本广为流行,乃“泛神意识”自然而然的结果。关于“绳张”,《万叶集》有如下描写:
天也围着草绳
为了永久地占领(一个地域的土地)
而围起草绳来(《万叶集》)
古代,日本人用草绳表示势力范围。
欧洲各民族普遍具有“原罪”的朦胧意识。他们的一切文化几乎都与这一意识多多少少要发生一些联系。
中国人的朦胧意识是什么呢?
须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共同研讨。
愚以为中国人的朦胧意识是英雄主义、救世主义,大难临头须要英雄站出来拯救世界。“羿射九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传说与故事,反映了中国人头脑中强烈的英雄救世意识。到荀子则明确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英雄斗天,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之一,从来没有中断过。“救民于水火”或“替天行道”不过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昏君临朝,奸臣当道,民瘼深重,无以为计,这时须要一位英雄登高一呼,组织民众改朝换代,开辟太平盛世。
中国历史盛产英雄。一次改朝换代出一位救世主。英雄中既有知书达礼的雅士——如李世民、赵匡胤,又有才薄学浅的鲰生——如刘邦、朱元璋。
华夏民族有多少年历史,救世思想意识就延续了多少年。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在中国是不能没有皇帝的,没有了,农民也要造出一位来。王朝走马灯似的变换,正好为英雄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现实英雄与神话英雄不一样。神话英雄造福于民,品德高尚。而现实中的英雄,只有在造势时能够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道德规范之中,事成之后一切立即发生变化,等待新英雄挑战自己--形成循环。英雄与权力意志紧密相连,所以,中国五千年历史几乎等同于争权史。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无权之王,无冕之王,即所谓的“素王”。康有为说:
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之时,周命未改,然孟子已以为亡。《史记》所谓“周道亡于幽、厉。”平王之后,王降为风,威灵不振。孔子改制,以春秋继周,故立素王之制也。
子夏曰:“仲尼为素王,颜渊为司徒。”(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
可惜,子夏的愿望在当时只是一厢情愿。孔子在世时,没有人承认他的“素王”地位,他死后相当长时间之后名望才重新彪升。
孟子所说的“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成为灵验的谶语,屡试不爽。儒学的仁义之说,阻止不了统治者的不仁,只能起到稳定等级秩序的作用。
权力之争是无规则的,无序的。“英雄”的号召力是无穷的。这是中国历史最鲜明的特点。
不妨与美国、日本做一比较:
1789年1月,乔治·华盛顿当选美国总统,赴任时他喃喃自语道:“我感到自己像个赶赴刑场的囚徒”。他放弃连任,主动离职,告老还乡,开了美国民主政治之先河。
托马斯·杰斐逊把总统职位比作“灿烂的不幸”。
安德鲁·杰克逊把总统职位比作“光荣的奴役”。
约翰逊说:“总统就像是暴风雨来临时的孤零零地站在田野中的傻瓜,他无能为力,只能任凭风吹雨打”。
日本称政府为“役所”,称官员为“役”,意思是服苦役。不堪长时间经受“苦役”折磨,所以首相任期非常短,法律规定是两年,实际还要短些。企业董事长被称作“代表取缔役”,也摆脱不了“役”字。
然而,中国从来没有掌权执政如同服苦役的思想,也没有权力与义务对等的意识。在绝大多数场合,权力是单向的,绝对的。
幸亏中国还有“礼制”等儒家文化,对政治家的行为以及政治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当然,这一制约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至上问题。所以,19世纪末期,国难日亟,西太后仍把个人权力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做任何让步,致使中国与现代民主政治无缘。
作者: 王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