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许多地方的政府和民间都意识到了文化产业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的意义。最近的许多经验都让我们感到了“地方性”文化资源的特殊的意义。前些天到天水参加“海峡两岸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研讨会”,会上,台湾政治家饶颖奇先生的一席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谈及北京“798”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使得这个地方成为了海外旅行者来北京时必去的地方。旅行者在逛长城、吃烤鸭之后,又多了一个在北京的旅游项目。这让我这个北京人觉得有点自豪。
798的长处不是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尽管北京有非常丰厚的古都文化的积淀。798其实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工业化遗产的成功翻转和挪用。由东德引进的厂区变成了今天全球化背景之下文化消费的新空间,这里的改变其实充满了创造的活力和能量。798的例子其实和上海“外滩三号”的成功有点接近。丽江的例子也和这非常接近,它是将古老的文化创造性地转化的结果。这些地方的成功看起来有一个一致的地方:它们都是对自己原有的地方性资源的成功调用,使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焕发新的可能性和活力。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成功例子,都有着这样的背景。
其实这也正是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几乎共同的现象。有学者指出,二十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经济的高速成长,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开始出现,这就是对于文化特殊性的强烈需求。这使得对于“文化特殊性”的消费,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产业。地方文化特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令地方本身引以为傲的认同来源,而且是一种所谓“全球本土化”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的机会。像丽江这种原来相当僻远的地方,由于其独特的风土和文化积淀所提供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就可以转变为新的,具有“全球性”的文化和经济双重价值的空间,从而拉动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798的例子,则说明在新的城市营造中,工业化时代的传统制造业当然已经没有了在巨型城市中发展的动力和可能性,但它所遗留的独特空间形态,却可以为新的文化产业提供有价值的空间,转变成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在这样的过程中,各个地方所蕴藏的资源、活力当然是最为重要的潜在文化资源。各个地方政府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开始高度重视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对于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整理,也已经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新的发展焦点。
但现在许多地方在这样的发展中,却往往喜欢用发展制造业或者工业化的传统的模式,来发展地方性的文化产业,往往将过去工业化阶段的一些有效的经验,硬套在以地方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其实往往欲速而不达,未必能够获得理想的效果。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困扰值得我们关切:
首先,从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上看,在发展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时,需要的不仅仅是政府的大力倡导,还需要灵活的政策和机敏的反应,这就要求有新的思维和新的智慧。像798、外滩三号这样的地方,往往并不是靠政府的推手建构起来的,相反民间的创意和能量才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动力。政府的作用并不在于以自己的力量进行简单的包办,而是鼓励各种民间力量在文化方面释放自己的能量。有时候,新的都市活力的中心或者具有文化意义的空间,不一定是通过规划和安排设计出来的,而往往是民间自己形成的。政府需要做的是因势利导,而未必是大刀阔斧;需要的可能是见微知著,而未必是无所不包。所以,在发展战略上的弹性,确实是最重要的。地方文化产业的增长点有时会“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其次,本地居民和社区的参与其实也是地方性文化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政府以及投资者和本地居民、社区的协调,通过自身创造性的努力,赋予地方特色和本地文化以一种独特价值的努力,才是最为珍贵的。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简单的工业化模式的投入未必能够快速地见效。而一种人性化的,以体贴和珍爱的态度面对本地文化和生活样态是相当重要的。这里不仅仅需要“保护”“开发”这样简单化的逻辑,而是需要一种和本地文化的真正的协调,和来自本地的创造活力的自然展开。
第三,现在我们在开发地方性文化资源时,往往存在“贵古贱今”的毛病,往往确实已经注意到,并投入了许多力量在古代文化的保护和发掘上,但对于当下新的、具有活力的文化资源缺少关切和注意,任其自生自灭,甚至有时会由于缺少认识而加以限制和打压。这就造成了一种新的简单化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巨大,确实需要有文化自觉的支持。这种文化自觉,必须是建立在对于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和对于全球和中国文化进程的理解之上的。
作者: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