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文化全球化或者文化种族主义交相盛行的时代,这本小书多少显得有点落落寡合。它宣称,“文化的完全同一和文化的决然对立,都实在是骗人的假相”。 树立一种正确的文化观,并非小话题。这也正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应有之义。但这本书没有停留在这个宏大的论题上,它论说的核心,是一个非常具体细腻 的问题——通过东西方比较的跨文化视野,我们才能获得更为开阔的眼光,“再回过头去反观许多文学作品,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我们过去竟然没有留意到,也毫无批评意识。”书中拿出很多具体的例证来“考察文本的遇合与文化的遇合”。 比如,李商隐的名句“沧海月明珠有泪”,中国读者大都很喜欢,但却也因为太过熟悉,反而不能对其涵义有深入的体会。即使了解宋代以来许多批评家的一般解释——把这首诗视为诗人自评其诗,但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是自评其诗,也还是不甚了然。但假如引入另外一种“他者”的视野,情况就不同了。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谈论德国大诗人海涅的诗,说它比珍珠“更灿烂耐久”,却又“不失为活物体,蕴辉含湿”。这不正是“珠有泪”吗? 此时此刻,我们就好像是第一次去阅读和理解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名著,“跨文化阅读使我们成为更高明的读者。”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例子。李白的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最后一句,传统的理解是,晚年的李白喜欢这座山,认为“只有”它才是自己的慰藉。米沃什在把此诗收入一部世界诗选的时候,却令人吃惊地赞叹诗中的哲学意味,认为在诗人与山、主体与客体的对视中,最终主体——诗人消失了,只剩下了山,这是一种极具形而上意味的表达。虽然这中间也许有翻译的“误读”问题,但无疑也向我们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谁能说这首诗真的没有这层意思呢? 外国读者面对他们的名著,也是一样。 书中举莎士比亚名著《罗米欧与朱丽叶》为例。劳伦斯神甫出场时,有一大段独白,感叹大地既是生育万物的母胎,又是埋葬万物的坟墓,善与恶在事物中总是联系在一起。现代读者往往认为这是老生常谈,不值得深思,甚至有些学者也认为这是陈词滥调。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扮演劳伦斯神甫极为成功的演员朱利安·格洛弗,正是借助中国阴阳互补的观念,来理解神甫那一长段独白,揣摩他如何思考自然及世间万物相反力量的微妙平衡。打开了这个认识的窗口,这部戏的悲剧主题才更为明晰更为深刻地显现出来,才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与死的戏——就像后世很多粗劣的仿效该剧的通俗情节剧那样。 这是一本具有启发性的书,它继承了钱锺书先生等前辈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优良传统(它的扉页上也写着“谨以此书献给亦师亦友的钱锺书先生),它所提出的问题和它分析的大量例证,都把我们带到一个东西方文化真正相遇之处,在此,我们豁然开朗,文化碰撞产生的智慧火花,使彼此都被照亮。 不过,也许是因为原书是用英文起稿的缘故(这本书是作者2005年二三月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所做的四次系列专题演讲汇编而成,中文稿是按英文原稿重新写出,两种语言的版本将在加拿大和中国同步发行),其论述方式比较偏向英语读者的习惯和传统,在中文读者看起来,反而多少有点“隔”,有点拿捏。当初阅读张隆溪用中文写作的文章时那种淋漓的语言快感消淡了些。而且往往从一个论述跳往另一个论述,不能在一个问题上深入下去。或许这是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不知加拿大的学生在听这几个演讲时,会提什么样的问题,反正读完之后,我心中满是问题。不过对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一本书而言,这也许已经足够了(有很多书读完以后没有任何问题,这才糟糕呢)。启蒙的时代已经结束,写作者不负责为读者包办一切,不负责出售已经“完备”(这被认为是一个神话)的罐装真理。读者需要自己从问题走向问题,需要自己去向大量的真诚阅读中寻找跨文化启示的微妙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