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恃强凌弱,到任人欺凌,大辽政权经历了的大起大落值得人们注意。通过上述对辽代历史的纵向分析不难看出,辽朝的灭亡在道宗执政时期就已经注定,这一点已被当时人和稍后的达人贤者所洞察。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后七子之一”的浙江临海人王宗沐(1523-1591年)在作《宋元资治通鉴》时,对辽的灭亡有精辟地评价:“道宗之初,似有可观者,而晚年谗巧竞进,贼残骨肉”。加上他本人一味荒唐嬉戏,不思刷新政治,百官多因循迎奉,贪赃枉法,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益。当时的时局已经是“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王宗沐于是肯定地说:“辽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事实确如此,天祚即位后,既没有能力重振朝纲,力挽将倾之厦,却又在行将倒塌的大厦上投下了“最后的稻草”,投下的不是“一根”,而是一堆重如巨石的“亡国稻草”。辽勃兴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披坚执锐的草原雄鹰形象;辽之衰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病魔附体的瘟鸡形象。辽朝之败,在于它既抛弃了熟悉的草原环境和丧失了本民族优秀品质,又没有真正学习到中华传统的儒家治理国家的精髓和实质,反倒沾染了太多的腐朽习性,岂有不亡国之理?!
辽国灭亡后,皇族耶律大石受到同宗部落的拥戴。此后他挥兵西进,捷报频传,击破西域诸政权十多万大军,并于1128年在起尔曼(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称帝,建立喀喇契丹王朝,史称西辽。他即位后,派兵东行伐金遭到失败,但在中亚,西辽的军队称得上“万里可横行”,连喀喇汗王朝也俯首称臣,成为西辽附庸。耶律大石精通辽、汉文字,博学多识,他把整个辽国制度搬用于西辽。耶律大石之后,西辽政权趋于稳定,统治者内部再生骄奢淫逸之风,醉生梦死。军纪败坏,以烧杀劫掠为快事,劫来财物之后,又常常因为分赃不公发生内部战争,一些将领率领军队出走,大大削弱了国力。一部分出走的将领投靠了渐趋强劲的蒙古族贵族成吉思汗,西辽遂成为蒙古族贵族西征的祭品!1218年西辽亡于蒙古,计统治80余年。
随着西辽的灭亡,契丹民族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凶狠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挥斥长城内外,辉煌一时。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称雄一时的民族,自明代以后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到清代,有学者注意到,在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活跃着一支特色鲜明的草原民族——达斡尔人。通过比较,人们发现:达斡尔族和契丹族在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上有大量的相似之处,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然而,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之前,许多学者对这个集体消失的民族仍然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探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