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博物馆还是重灾区
记者:有人说中国大城市已经成为建筑博物馆,什么样风格的建筑都能找到,是否如此?
章建刚:恰恰相反。我们在公共建筑设计上涉及的面并不宽,反而很窄。很多国际上流行的流派都找不到。比如说后现代主义建筑,现代主义建筑强调功能,认为一切装饰都是罪。而后现代主义,则要求有文化的表达,有现代与传统的对话等,这样的建筑,我们的城市中找不到。再比如解构主义的建筑作品,国内也非常少,央视的大楼稍微有一点儿解构主义的色彩,但类似的也非常少。再如,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风格,做得比较好的也少,看起来有很多仿古的建筑,但实际上真正让人感觉舒服的仿古建筑极少。以北京为例,前些年建筑学界有一种说法,说东长安街是建筑的重灾区,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看起来五花八门的建筑非常多,但是真正有文化内涵,能够表达某种意义的建筑太少了。
记者:这是什么原因呢?
章建刚:第一,建筑师能不能做这样的建筑设计,能不能真正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并且把它在建筑中表达出来。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建筑的甲方,也就是出钱的一方更多时候,只是要求表达出富裕、阔绰乃至权力,而不要求表达出文化内涵,不要求有凝聚市民的意义。这样的建筑,我们在北京、上海等等各个大城市中可以看到很多。
是服务还是炫耀
记者:表达富裕、阔绰、权力的含义,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炫耀?有人批评说公共建筑成为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您怎么看?
章建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建筑本身越来越高大、精美,这是建筑发展的趋势,也很正常。如果是某个私人建筑,有这样的要求,无可非议。但是,公共建筑则不同,公共建筑是由公共财政支出,并且服务于公共功能的建筑。所以,这样的建筑,它的支出、它的形象等,就必须要有公众的参与和表达,这样才能获得公众的认同。
记者:恰恰今天很多批评都是针对公共建筑的,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
章建刚:我觉得原因就在于缺乏民意的表达。很多地方公共财政的支出,都是领导决定,普通民众既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无法参与决策的过程,甚至不知道支出的情况。就如那些受到批评的政府大楼,它们的建设如果有民众的参与和表达,我相信不会有那么多的批评。
权力制约的失败
记者:很多建筑看起来确实不难看,甚至也很好看,但为什么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同?
章建刚:根本原因,并不是建筑本身不好看,而是权力失去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建筑花那么多的钱,做得那么大,纳税人必然会觉得是花自己的钱,当然不愿意,当然觉得自己的钱被浪费了。所以,就会出现尽管建筑做得不难看,甚至好看,也难以被认同的现象。
记者:那么怎么改变这种情况?
章建刚:这其实是说了很多遍的问题,还是权力的制约、民众的参与。公共财政要公开透明,公共决策需要民众的参与和讨论,才能够做最终的决策。国际上有一个公共部门最小化理论,大概的含义是说,公共部门承担着很多的公共事务,但是公共部门本身,应该是最精简的。这个理论值得借鉴,在公共建筑的支出上,也可以适用,公开、透明是基础,尽可能地节约,则能使得公共财政做最多的事情。国外有许多学者经常讲中国可能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即总是在中国发达的水平徘徊,经济增长失去动力,不能进入发达国家水准,如果真有这样的可能,我觉得和公共财政支出的不受制约有一定的关系。现在可能很多地方政府觉得财政收入多了,于是就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花钱方式,政府领导决定一切,结果就是把我们以公平、均衡乃至环境为代价才获得的经济成果在短时间里挥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