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民过着小康生活,中国广大农村怎么样?农民丰衣足食了吗?广大农村社会秩序好吗?社会和谐吗?这些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总的情况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我的老家在四川大巴山,红四方面军曾在那里“打土豪,分田地”,属于“老少边穷”地区。我所在的县是百万人口的贫困县,每年要接受国家的扶贫款项,没有大企业和拳头产品,农民靠外出打工养家糊口,全县的地方财政收入顶不上北京郊区一个富裕村的家当。前些年家人给我打电话,总是说农民负担重,缴不起“共同费”(农民应缴各种费用的总称)和学费,买化肥种子农药的钱没有着落。如今情况变了,种田不纳粮,读书不要学费和书本费,许多农业税也免了,自种自收,生活不愁,养肥猪过年。2009年夏天,我回家一趟,汽车进村,把我送到家门口。厚厚的水泥路“村村通”,上千的摩托车漫山遍野跑,成了山区亘古以来独有的风景线。我高兴地在村里转来转去,来到唯一的王姓地主家里。地主还活着,年近九旬,多病,躺在床上,手里拿着遥控器,墙上挂着电视机,想看就看,不想看就睡,自得其乐。他教过书,有退休金,过着无忧的生活。我问他:“现在比你过去的地主生活怎样?”他讲话费力,只是笑。我懂得他的意思:现在比过去好。过去,住平房,现在住楼房;过去没有见过家用电器,现在家家有。我仔细看了看,村里各家各户的生活水平都超过了从前地主家的生活水平。山区农民的生活状况尚且如此惬意,不难想象东南沿海地区的农家生活该是“万家乐”了。
不过,我们不要“饱汉不知饿汉饥”,全国还有上千万的人口未脱贫,他们离丰衣足食的理想目标尚有距离。我们不能忘了他们。中国这么大,东部西部差距大,发展极不平衡,受苦的人还大大的有。好些年前,我出差到新疆,从乌鲁木齐去石河子,途中用餐,在路边的饭店门口停车。夏秋之交,还相当热,阳光照在皮肤上发疼,身上流汗,真不想进食,但又不得不用餐。我们一行四人,买了几杯啤酒和一份“大盘鸡”。我第一次听说“大盘鸡”,感到新奇。不一会儿,“大盘鸡”上桌了。我又瞧又问,弄明白了什么是“大盘鸡”。原来,是把一只鸡砍碎了,用两斤柿子椒炒在一起,盛在一个大盘子里,显得相当多。边喝边吃,最后还可以吃老板送来的免费拉面。“大盘鸡”很实惠,仅收45元。
正吃“大盘鸡”的时候,远处开来两辆大卡车,停在路边。车上下来几十位农村妇女。走进饭店门外的大棚,东张西望,看样子又饥又渴。落座在我身边的一位朴实的大个子姑娘,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吃“大盘鸡”。我问姑娘从哪里来,去哪里。她回答说,他们是从甘肃农村来的,去新疆军垦棉田拾棉花,管吃管住,一个月可挣200元钱,三个月挣600元。为了这600元,她们远离家乡,风餐露宿。我问姑娘吃过午饭没有?她低头道:身上的盘缠花光了,昨天只吃了一顿饭,今天还没吃。她手里拿着搪瓷缸,眼睛盯着桌上的大盘鸡。我说,你把搪瓷缸给我,给你点大盘鸡。她又喜又不好意思,转过脸去把缸子递到我手上。瞧她可怜,恨不得把所有的大盘鸡都给她。她一面道谢,一面端起缸子往远处卡车走去,自己并不吃。原来,车上还有她娘,半百年纪,天热晕车,在车上没有下来,好心的女儿现在要去孝敬自己的亲娘。别的妇女很羡慕这位姑娘,得到了那么一缸子“大盘鸡”。瞧这光景,我旁边一桌的用餐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发话道:“如果不嫌弃,这桌子上的大盘鸡也归你们。”话音刚落,那些端着碗正在吃拉面的妇女,蜂拥而至,好几双筷子伸进了大盘,看谁眼疾手快。一位远处的姑娘大声喊:“给我留点!给我留点!”说时迟,那时快,等到这位叫喊的姑娘来到眼前时,大盘已空,她遗憾地摇摇头,然后把大盘里的残汤倒进自己的汤面碗里。这你争我抢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想吃“大盘鸡”而不得的人就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还没有完全脱贫,还未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只有把这些人的温饱问题彻底解决了,中国农村才真正谈得上和谐。贫困地区的农民企盼脱贫,企盼丰衣足食。丰衣足食到来之日,便是农村和谐之时。
丰衣足食万家乐,这是社会和谐的基因。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国家特别关注民生,许多实惠不期而至,常常给老百姓以惊喜,和谐社会的春风一阵阵向我们吹来,年过花甲的神州农民也开始领取退休金了,善哉!善哉!
作者简介
侯爵良,四川宣汉人,巴山农家之子。196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在中国外文局长期从事对外新闻出版工作,当过记者、编辑、总编,获编审职称。工作之余写散文、杂文、文艺评论。主要著作有:《中外文化交流》、《孔子和他的儒学》、《中华民族七十二伟人》、《陶渊明诗文赏析》、《少女喜欢的古诗词》、《哲人8226;哲理8226;哲趣》、《中国古代哲学家》等。退休后,反思人生和社会,厌恶“极左”的政治运动和斗争哲学,主张“与人和谐其乐无穷”,故有《人生和谐曲》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