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行榜,是我们传播经典的一种策略和试验”
--王兆鹏回应《唐诗排行榜》引发的争议
武汉大学教授王兆鹏先生近期出版《唐诗排行榜》一书,引发广泛关注。该书根据唐诗入选历代选本、历代文人给予点评等方面情况,用统计学方法计算出每首唐诗的影响力指数,据以排出了唐诗名篇的“座次”。该书上市以后,学界、媒体以及网上颇多质疑的声音。不少人认为,该书采用排行榜这一形式,是为了博眼球,是“恶搞”经典;有人压根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引入统计学的方法,质问“我们的文科教授怎么成了数字的傀儡”;作为武汉大学教授,作者将崔颢写武汉黄鹤楼的诗排在了第一名,有人认为有“炒作景区之嫌”;李白的诗最高排名仅仅是第10(《蜀道难》),而妇孺皆知的《静夜思》排到了第31,不少网友表示不服,认为“没道理”……针对众多批评质疑的声音,王兆鹏先生接受本报采访,一一作了回应。
读书报:《唐诗排行榜》9月份出版以来,报纸和网络都有很多讨论,浏览这些讨论,我发现似乎批评质疑的声音占了更大比重。很多人将这本书说成是“炒作”、“娱乐”、“商业”、“恶搞”、“恶作剧”、“无厘头”等等,总之一个意思,它不够严肃。有一位学者评论说:“这本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是出版社将学术研究成果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所以就不必用严格的学术标准看待它。”您觉得这本书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吗?我们可以用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要求这本书吗?我想这本书属于接受美学范围内的研究,如果书名改为《唐诗影响力排行榜》也许争议会小一些吧?
王兆鹏:首先,谢谢您的关注和采访。我也注意到质疑批评的声音很多。不过,批评者基本上没有看过我的书是怎么写的,只是想当然地把我当做假想敌来批评。其实,只要看看我的书、读读书中的前言,就知道我是不是在“娱乐大众”、“恶搞”了。我最初看到一些批评质疑,确实有点郁闷。但后来发现这些并不是常态的学术批评,而是“娱乐”式的“恶搞”,也就比较坦然了。不是我“恶搞”经典,而是我被“恶搞”经典。
这本书说不上是“纯粹的学术著作”,但却是一本有学术含量的普及读物,是用学术精神、科学态度来做经典普及。我在前言中明确交代过我们做排行榜的学理依据、操作方法和学术思考。我们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做排行榜的,经过统计学家的指导和认可。方法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操作是否得当、数据采样是否完善,当然有讨论和改进的空间。我真诚地期待着学理性的批评指教,以便我们做得更好。
如果书名改为《唐诗影响力排行榜》,也许更准确一些,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题目,但出版方觉得这个题目太学术了,不如《唐诗排行榜》简明和醒目。我们做的唐诗排行榜,是对唐诗的影响力、即不同作品在接受史上受关注的程度进行统计分析排行,而不是根据作品艺术的优劣好坏来评比。这二者是不同的。一些人之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把二者混为一谈了。
读书报:这本书争议较大的一点还在于,您是湖北人,又是武汉大学教授,您搞的唐诗排行榜把崔颢写武汉黄鹤楼的诗排在了第一名,所以有人说您出于家乡情结,或者为了给黄鹤楼景点做广告,想方设法把《黄鹤楼》一诗往前排的。另据说您即将推出的《宋词排行榜》中,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排名第一,该词所吟咏的地点也在湖北境内。这确实太巧了。但您有统计数据在手,我们不能不信。对这一质疑,您恐怕会觉得尴尬无奈吧?
王兆鹏:黄鹤楼早就名扬四海了,轮不到我去做广告。我又不是明星,我做广告,谁认识我呀?真正给黄鹤楼做广告的,是崔颢和李白。文学经典的广告价值,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崔颢的《黄鹤楼》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分别排在唐诗、宋词排行榜中的第一名,完全是客观数据产生的结果,丝毫不掺杂我们自己的主观态度。最初我们做唐诗经典的影响力分析,看到这个结果时,也感到很意外,怎么会是崔颢这首诗而不是李白、杜甫的诗!对于我们做研究来说,哪一首诗排在第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弄清楚它为什么是第一,什么时候成为第一。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经典作品具有哪些特质,其经典地位又是如何形成、怎样确立的。唐诗和宋词影响力统计分析的结果,也就是唐诗宋词排行榜的前期成果,我们早在2008年就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等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同年我在第五届马来西亚汉学国际学术会议上也做过《宋词名篇影响力的追寻与计量》的学术报告。那时候,压根就没有考虑把这些学术成果做成普及性的读物,自然没有任何学术以外的功利考量,所以根本不存在我们有意把两首与湖北有关的诗词排在第一的问题。所有唐诗宋词排行榜的结果,都是用客观数据来说话,而且每条数据都有原始的数据库可以核实检验。如果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人为地让某首作品名列前茅,那就不是正常的学术研究。学术诚信是做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和底线,也涉及到研究者的道德品质问题。我做学术研究以来,始终是恪守学术诚信的。
读书报:研究过程中,您采集了四个方面的数据,但并没有把数据来源公开出来,比如您依据的70种唐诗选本并没有在书中一一列出来,您依据的20世纪9种文学史著作也没有予以公布,这就像选超女一样,评委名单没有公布,只告诉了大家评选结果。请问没有公开数据来源是有意的呢,还是疏忽?
王兆鹏:所有的数据来源,都在我指导的相关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中写得一清二楚。2008年我发表相关论文时,也附上了70种唐诗选本的目录,因为占篇幅过大,被编辑删除了。论文发表后,并没有学者对此质疑,因为学界对我们的学术诚信有着基本的信任,何况我们还有数据库可以备查核实呢。《唐诗排行榜》是本普及读物,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把相关的后台数据和相关选本目录一一列出。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我可以在我的博客上贴出相关选本名单。我们的数据是经得起检验的。
读书报:您在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学的计算时,有一个环节主观性比较强,那就是各项指标的权重是您主观指定的。其中古代选本占30%的权重,现代选本占20%的权重,古代评点占30%的权重,现代论文占10%的权重,现代文学史著作占10%的权重。对您确定的权重我个人无法置喙,但我觉得,这里面古代和现代混在一起是一个问题,或许,形成两个排行榜,一个唐诗古代排行榜,一个唐诗当代排行榜,学术价值更大。您觉得呢?
王兆鹏:确定数据权重,目前统计学中主要采用三种方法,即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和主客观赋权法(又称组合赋权法)。其中的主观赋权法,是根据指标的重要度排序直接赋权,我们用的就这种方法。由于文学统计研究还处在一种尝试和探索阶段,我们确定的这种权重是否合适,还不敢自是。我们也尝试变换不同的权重来计算,结果有小幅变化,一般在几名之内上下浮动。有趣的是,不管用什么权重计算,崔颢的《黄鹤楼》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第一。我在《唐诗排行》前言中特别说明,排行榜的结果只有相对意义,不宜绝对化,它只是说明哪些作品影响力比较大,而不宜绝对地认为第一名就比第二名优秀,排名在后的就比排名在前的艺术价值要低。
您说做成两个排行榜,一个唐诗古代排行榜,一个唐诗当代排行榜,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不止做了两个排行榜,而且是更加细化,一共做了四个排行榜,即宋代、明代、清代、现当代唐诗排行榜。宋词也一样。四个榜单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每篇诗词作品影响力的变化。有的在宋、明两代影响力较大,到了清代和现当代影响力下降,有的在宋、明两代影响力很低,到了现当代,影响力急剧上升。有的在清代以前影响力很大,到了现当代影响力却变小。因为《唐诗排行榜》和《宋词排行榜》的出版定位是普及性读物,我们就没有把各个榜单都公布出来。
读书报:关于唐诗在当代的接受情况,您考虑了选本、论文、文学史著作三个方面,但我觉得,今天影响一首唐诗能否广为传颂的,第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小学语文课本,为什么没考虑这个因素?
王兆鹏:现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确实是个重要的传播媒介。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而是因为早些年的教材资料收录不全,所以这次没有纳入。我们同时在收集海外传译唐诗、宋词的资料数据,计划今后一并补充。一本教材的传播广度远远大于一个普通的选本,但在统计数据中,入选的作品都只能作1次统计。如何区分每个数据的影响因子,并细分每个数据的权重,是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读书报:在这本《唐诗排行榜》中,最受关注的恐怕是,有些诗普通读者似乎不怎么知道,排名却很靠前(如杜甫《北征》排87位);有些诗大家耳熟能详,排名却很靠后甚至没有入选(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种“意外”情况是否很值得研究?
王兆鹏:这种“意外”正是我们最感兴趣、也极具研究价值的问题。它恰好表明古今欣赏趣味是变化的,经典名篇的影响力是变化的。人们通常以为,今天大众熟悉的作品,古代也一定流传很广;当下人们喜爱的作品,历史上也一样被人推崇。其实不然。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不太容易发现文学作品影响力的变化。而定量分析方法,根据大量的历史数据统计分析,就可以发现一部作品影响力的变化曲线。我们做唐诗、宋词的影响力统计分析,目的就在于寻找唐诗宋词的影响力是怎样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排行榜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手段,一个过程。发掘排行榜后台数据蕴含的历史意义,进而深度了解经典,寻找经典传播的有效途径和策略,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所以,排名结果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只关注排名结果而不去探究其中的缘由和结果生成的过程,意义也就失去了大半。
杜甫的长诗《北征》,当下一般的读者确实不熟悉。它之所以能名列第87名,主要是历代评点(第16名)、当代研究论文(第12名)和文学史录入次数(第13名)三个指标提升了它的地位。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可读性高的作品,也就是能被大众广泛接受的作品,文学史的地位未必很高;那些在文学史上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其可读性未必很强,但研究价值却很高。《北征》就属于后者,书中对此有具体的分析。至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未能进入唐诗排行榜的前百名,主要原因是它在清代以前一点影响力也没有,在我们统计的唐、宋、明三代22种唐诗选本中,没有一种选到它,到了清代才有2种选本选入。只是由于现当代的选本入选率高,人们耳熟能详,以为它在古代也一定是广为传诵。陈子昂这首诗,完全是现当代发掘和重构的“新”经典。这也说明,经典是需要不断发掘和重构的。我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古典作品,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还需要去发现和寻找新的与时代精神相吻合的潜在的经典作品。
读书报:据说您从1994年就开始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力,请问您是如何想到做这个工作的?从那时起到现在的17年中,您做了哪些相关的研究?研究方法上有哪些改进?
王兆鹏:近些年来,我比较关注唐诗、宋词的经典研究。研究文学经典,首先得追问:哪些是经典?经典是怎样确立的,是什么时候被确认的?从文体上说,唐诗宋词已是公认的经典文体,但从具体篇目上看,流传至今的五万多首唐诗、二万多首宋词并非篇篇都是经典。究竟哪些是经典、哪些是名篇,自然是见仁见智。这就需要寻找出一种共识。那么,该如何寻找这种共识呢?如果用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同样一篇作品,我说它是经典,可以找出多种理由,引证多家权威的说法。你说它不是经典,也可以找到N种理由,并找出诸多证据。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人们熟知的经典名篇,但古人也有不买帐的。清人沈时栋就认为词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二句是败笔,他选《古今词选》时,就把苏轼这首作品排除在外。另有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祖谋,他编选的《宋词三百首》是20世纪流传最广的选本之一,其影响力足以跟《唐诗三百首》并驾肩随。他在《宋词三百首》的初版中入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可后来修订再版时,又把它删除了,也许是掂量之后,还是觉得这首词不入他的法眼吧。如果有人认为《念奴娇·赤壁怀古》不是经典,完全可以举这两个例子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