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教士最早推广普及白话文
窦文涛:那我看的可能就是后一点,就感觉有点像搞运动,搞斗争,几个人还谋篇布局,搞策划。那个意思你,比如说那个钱玄同,化名什么王敬轩,刘半农,在报纸上,你假装,就跟我们这时事辩论会似的,你假装代表文言文,我假装代表白话文,整天论战。然后布置鲁迅,写什么《狂人日记》。咵,家伙出来,就这样就真能把一个语言硬生生的就给弄开来?你了解的是这样吗?
陈丹青:不,这里面还有很多事儿现在不太说了,就是胡适的新白话运动是胡适他们弄起来的,然后这个刘半农这些人,这个主将,鲁迅其实是比较晚的,他的功劳是提供了白话文小说,在创作上有成就了。其实所谓白话文的推广,普及,远远早于胡适。是谁做的呢?其实是洋人做的。
窦文涛:欧化的东西?
陈丹青:不是,不是。就传教士,就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也就是在光绪年的前面,就已经出了几百种白话刊物。所以实际上在新白话运动之前,差不多有5、60年之长,想想看,半个世纪,就是东南沿海一带,其实已经有很多白话杂志,白话报纸。所以我们通常把账算在“五四”,或者在早一点,“新青年时代”。其实不是这样,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件事情,也不太谈到,就是学者圈里会谈到,就是1905年废除科考,废除科考这一下子,写文言没出路了,没出路了,这有点像再过几年,后来帝制就没有了,皇室就塌了。所以文言人过去的一个官方地位,一个至尊的一个地位,它没有了。所以这对后来白话文都能够这么快出来,是有原因的,不然你两、三千年一个,一个文字语言系统,你几个人,十几二十年,你能把它搬倒?
窦文涛:实际是早有渊源。
陈丹青:所以有很多别的元素在里头。
窦文涛:那这个?
许子东:当时他们,我忘了是胡适还是茅盾,就在北京的时候,就收到传教士给他们的那个传单,他就是包括反对裹小脚了什么,其中有一个传单,就是我父亲一直跟我说的,那个时候他小时候也收到,就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窦文涛:是不是瞿秋白写的?
许子东:然后就这样的传单,现在他们现在看下来说,中国可亡,汉字不灭。
窦文涛:当时你看,那天我还看了一段,这个林琴南,就是最早他用那个文言文翻译西方小说的那么一个人,他是个复古派,到后来林琴南,他就说,说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老是说把这个事儿,跟中国的这个“弱”,中国这个落后、败亡,联系到一块儿,他说好,可能说科举是中国之大患,现在科举废了。然后你们又说这个中国之所以不行,全是文言文不好,你们把文言文也给废了。但可是都废了之后,怎么中国还是不行呢?这当时发出过这么一个疑问。
许子东:林琴南,近年来王德威的那个书,讲非常大,就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其实林琴南,这个现代性的所有这些东西,浪漫、救亡、启蒙,林琴南都翻出来了,他最早翻译小说,其实他跟梁启超两个人,帮“五四”准备了所有现成的思想资源。所以学术界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学术界现在有一个贬“五四”的说法,就说“五四”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晚清,都做了准备的。
陈丹青:是。
许子东:那只是一个爆破口,但是那个爆破口,也的确很重要,要放到全世界来看,你就不可思议了。所有的国家,从传统社会,转到现代社会,你比方英国、克伦威尔,法国,大革命,德国,什么哲学,都是哲学家、法律,或者军事人起作用,咱中国的这个转折点,是写文章,怎么写文章,你想想看?
窦文涛:这个我是觉得挺逗的,就是中国人呢,这个革命是从小说开始的,从文学开始的。
许子东:他说怎么要不要用典了,用不用排比了,八不主义嘛,《文学改良主义》嘛,而且呢,当时那个两个人文章,就是一个胡适,就叫《文学改良主义》,接下来陈独秀,来一篇叫《文学革命论》。你仔细看这两篇文章,一个叫“改良”,一个叫“革命”。后来100年中国就在走这两条路。就这两篇文章,决定了100年中国的基本选择,那就这两篇文章,定下来了。
窦文涛:丹青老师,我不明白你从你的感觉上讲,就变成白话文。好,还是不好?我问的简单?
陈丹青:这步路呢,是一定要走的,“五四”做的所有事情,到了那个坎儿上,它一定要走的。我们现在要去检讨的就是,这步路后来怎么会被别的情况劫持了,变成我们今天这个情况。
窦文涛:劫持?
陈丹青:我觉得是劫持了,它被文化激进主义,它被政治潮流,它被政党意识,包括被国内国外种种,咱们指的势力劫持了,或者把它走到另外一条道上去了。就当初“五四”几个发起人,其实不是这样意思。但是后来变成这个意思,我们都在这个意思的后果里面,你明白吗?
窦文涛:我有点明白。
陈丹青:你说的,刚才子东其实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我其实不是一个学者,我没有研究过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