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接见代表们
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大批革命文化人往香港疏散。1949年,由于我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地解放了各大城市,全面胜利在望,留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又纷纷回到大陆。那年3月,由冯乃超同志率领文艺界同志200余人,离开香港乘船赴北平。据说不久即将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乃超同志要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我们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翘首期望着大会的召开。
5月初,作家林林同志来我家,我不在,他留下一张纸条,写的是:“王琦兄,北平来电,邀请你参加文代会,请即去荃麟同志处会商此事。”邵荃麟是香港党组织文艺界的主要负责人。我去到他家里时,见到除林林同志外,还有司马文森、洪遒、陈残云等同志也在座,大家都在谈有关文代会的事,他们都是代表,但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前往参加这样的盛会,感到非常遗憾。我也是同样情况。据统计在香港的代表中,有37位都不能前往北平参加大会。
在7月2日(也就是文代会开幕那天)晚上,由荃麟同志召集留港的全体代表,在“恒社”(文化人经常聚会处)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大家在十分热烈、活跃的气氛中,畅谈对文代会的感想、希望或建议。意见都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希望在这次大会上能制定出一个有关文艺问题的总纲领,作为今后文艺工作的指针;二是希望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一个综合性的文艺组织(即中国文联),以便于统一领导今后的文艺工作。而且许多同志都认为郭沫若、茅盾、周扬是这个组织最恰当的领导人选。会上还决定由在港37位代表联名向文代会发出贺电,电文如下:
“北平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欧阳予倩、冯乃超转文工大会。我们以衷心的欢快和至高的敬意,恭贺这一中国文艺史上空前盛会的开幕。我们虽因交通阻滞或工作牵连不能出席,但一致拥护大会团结进步的精神,愿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而努力奋斗!
王琦、司马文森、吕恩、谷柳、吴祖光、李铁夫、邵荃麟、林林、林默涵、周钢鸣、洪遒、马国亮、秦似、秦牧、章泯、陆无涯、陆素、陶金、陈君葆、陈残云、华嘉、冯喆、黄宁婴、张光宇、葛琴、叶以群、新波、邹荻帆、廖冰兄、刘思慕、萧乾、瞿白音、韩北屏、戴耘、关山月、谭友六、顾而已。”
从第二天起,我每天都十分注意报纸上有关文代会的报道,凡是有关文代会的重要报告和文章,我都认真阅读,有时还与友人一起讨论、学习。其中包括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开幕词和他在大会上作的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作的“十年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周扬作的“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的报告,还有新华社社论“我们的希望——祝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以及邵荃麟在香港《华商报》发表的专论“人民的‘文艺复兴’——祝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最后还看到文代大会闭会时的宣言和新成立的全国文联的会章。我在阅读这些文件时,仿佛自己也在北平文代大会会场上,和那些在座的代表们一起热血沸腾,共呼吸,共进退。
我们的希望和估计都实现了,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国文联宣告成立,郭沫若当选为主席,茅盾和周扬当选为副主席。司马文森特约我为三位领导人画了三张素描像,刊发在他主编的《文艺生活》杂志上。
那年11月,广州解放后不久,我和几位同志护送我们集体创作的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去广州。在华南文联时,才由文联的同志把北平文代会送来的代表邀请函、代表出席证、一枚纪念章、一本厚厚的文代会纪念文集、一套“人民文艺丛书”转交给我。当时我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收下这批珍贵的纪念物的。
60年的时光像流水般地逝去了,今天在执笔写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候,令人感慨万分的是,当年这37位代表中,绝大部分人都已仙逝,只有林林同志还以99岁的高龄健居北京,我在此深深为这位老朋友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