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书言事”。历来喜欢读史的毛泽东,对古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早在秦汉时代,“上书”中便出现了许多奇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等,此后历朝历代皆有佳作。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古代好的“上书”,从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其中几篇有代表性的“上书”,如马周上唐太宗书、朱敬则上武则天书、姚崇上唐玄宗书等反复阅读,在浓圈密画中留下了不少评点文字,很值得我们回味一番。
对马周上唐太宗书,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马周(601~648),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从小孤贫好学,尤其精通《诗经》、《春秋》。他早年十分落泊,经常受到地方官的欺侮。一气之下,他西游长安,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郁郁不得志的马周,想不到命运就此发生重大转机。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常何是个武夫,不通经史,但又任务在身,无奈之下,只好请马周代笔。马周条陈二十余事,样样皆合唐太宗的心意。唐太宗感到很奇怪,因为凭常何的才具是写不出这份“上书”的。常何倒也诚实,当唐太宗问起这件事时,他坦陈非其所能,全由门客马周起草。唐太宗喜出望外,立即召见马周,“及谒见,与语甚悦”,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决定其在门下省当值。马周从此平步青云,很快跻身于唐太宗的股肱之臣之列。马周历任监察御史、侍御史、朝散大夫、中书令、谏议大夫、吏部尚书等职,另兼任太子老师,可谓荣宠备至。常何因为发现人才,唐太宗赐帛300匹以示奖励。
毛泽东对马周这位出身寒微,但却才识超群、深得唐太宗赏识的人物情有独钟。他仔细阅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马周传》,对马周的多份“上书”都很留意,尤其对《新唐书》所载马周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的一封“上书”密加圈点,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贾生即西汉的贾谊,其《治安策》曾被毛泽东评价为“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马周的这封“奇文”,直陈己见,不事虚饰,表达了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是奉劝唐太宗“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为子孙立久远之基。马周纵论历史,认为夏、商及两汉分别存在数百年,皆因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而从魏晋到隋代,都不过几十年,“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他举例说,如果没有“文景之治”的俭朴之风,穷奢极欲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便即位,则“天下必不能全”。所以,“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还连画了3个大圈,以示这8个字为其中要旨。在强调历史经验之后,马周直陈时弊,指出当时“徭役相望,兄去弟还”,“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有感于民间之怨苦与京师之奢侈,马周语重心长地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加了旁圈。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泽东密加圈点,神交古人,在会心中感慨系之。
二是劝告唐太宗在人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行贮积,不可横征暴敛。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这种百姓苦乐决定国家兴亡的观点,毛泽东是很赞同的,所以他在此处天头上画了3个圈,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认为,一个国家,当然要有贮积,但这种贮积要与民力相称。在民困未苏的时候,横征暴敛只可能资寇。他举例道,隋朝建洛口仓,又在东都洛阳积布帛,结果大乱一来,前者为李密所有,后者为王世充所据。这种“积之无益”而且有害的事应该避免。马周还强调,民众劳苦而征之不息,如果遇上天灾边患,则最容易出现狡狯强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是皇上晚食晏寝所能应付的了。毛泽东鉴于马周说得深刻,在其所言“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处逐字加了圈画。
三是提醒唐太宗吸取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教训,不可对诸王“溺于私爱”,树置失所,而要预为节制。马周说,皇帝之子不愁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如果对之宠遇太厚,一方面会导致他们恃恩骄傲,甚至危害社稷,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皇位继承者的忌恨。他以曹操宠爱曹植,结果曹丕继位后迫害曹植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泽东对这句话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避免“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毛泽东在天头上连画3个圈以示重要。
四是建议唐太宗重视刺史、县令等临民之官的选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在“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圈画。马周笔锋直指时弊,认为朝廷独重内官,而对刺史、县令等直接临民之官的选拔颇为草率,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因为任京官不称职而外放做刺史、县令。至于边远地区,刺史、县令的任用更是随意,真正“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这种重视基层政权建设的观点,很符合毛泽东的政治思维。
马周的“上书”切中要害,唐太宗看后“称善久之”。尽管从文章学的角度看,马周的这封“上书”不及贾谊的《治安策》那样文采斐然、层次分明,但因为言之有物,在平实中见至理,于质朴中显真情,所以毛泽东对之赞赏不已,称之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并发挥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苏轼为一代文学大家,其万言书被毛泽东说成是“纸上空谈”,可见毛泽东对政策建言的要求是切实可行,而非徒然好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