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牢里的同志吃到我送去的饭菜没有?40年后才解开谜团
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在全国的56家分支店,被国民党封得只剩下重庆一家。贵阳生活书店是在1941年2月20日遭殃的。
那天凌晨一点多,我还在办公室写日记,只听得由远而近来了杂乱、急速的脚步声,书店的木头大门被枪托“砰砰”撞击。
该来的终究要来,不去开门是不行了。我刚刚走到门口,大门就被撞开了,军警宪兵冲了进来,我被一把推开,差点跌倒。他们把守住了二楼、三楼和后门的通道。住在店里的同事都被赶到街上,只允许随身带少许日用品和棉被。
读新、自力两家书店也在同一时刻被军警冲击了,三店睡在店里的13个人,全被抓走了。
独我一人被留下,在店门口看管大家的东西。一个武装特务看守着我。
黎明前的黑夜特别漫长。特务不停问我:“你们书店是共产党办的?有多少经费?”
我一口咬定:“我是逃难来做伙计的,老百姓,做工混口饭吃。”
早晨八点左右,我被看守押解到南明河畔的甲秀楼。甲秀楼是一座明代古塔,那里驻守着国民党的一个特务连。我和6名同事被关在塔底一层,我们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坐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下午,我们被转押到贵州省保安处监狱。
我们坐在监狱的大铁门外听候发落。只见三家书店的同事从不同方向押送过来,我们彼此用眼神问好、致意。
等了很久,传来的消息是犯人太多,监狱关不下了,每个书店留下一个负责人,三批人又分别回到原来的地方。
五天后,我们被告知说可以找铺保。我们找一个经常来买书的浙江老乡帮忙,他表示为难。这也能理解。同事的哥哥董莲芳听说此事,二话没说,把我们都保了出来。这位大哥在贵阳街头开一家小小的烧饼油条店,生活并不富裕,这样仗义,到今天我都很感谢他。
我惦记着监狱里的同事们,隔些天,就做些热饭菜送去,盼望能见到他们。可是每次都被拦在铁门外,只好请看守转送。直到四个月后我离开贵阳,一次都没见到关押的同事,也没有收到过他们的片言只字。究竟他们吃到我送去的饭菜没有?这个谜团40年后才解开。
1982年,我到北京开会,见到了40年没见面的老同事周积涵,当年他被关押在监狱里,四年后越狱脱险。周积涵说,我没有吃到你送来的饭菜啊。原来,我送去的饭菜都落入了看守的嘴巴。
周积涵同志后来在北京文物管理局工作,我很感谢他。因为贵阳的这段历史,我在“文革”期间不断被调查,是周积涵为我写了一个证明,我才过了关,并光荣地入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