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之所以如此猛烈地发生在音乐、图书或者电影领域,是因为,“出走”已经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普遍情绪,成为他们逃世愿望的合理凝结。现在的中国,处在剧烈的大动荡之中,我们要用十年时间,完成别的国家在一百年里完成的任务,竞争激烈到用“白热化”已经不能形容。逃世情绪于是普遍发生,年轻人热衷于逃离城市、弃绝成年、模仿童年,去寻找尚未被城市化污染和侵扰的最后的桃花源。情形有点像上世纪初的德国,工业主义横行的时代,年轻人发起“候鸟运动”,沉迷于远足和露营。
1945年1月的《纽约时代杂志》“青少年权利法案”提出的“十诫”之一,是“停留在浪漫年龄的权利”,这是青年文化的核心诉求。当然,实现这项权利的前提,是社会稳定,经济向上,青年人有购买力,可以左右文化消费。内地青年文化也是在相近的条件下,重新成了主流,而“出走”和“停留在浪漫年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走”自然也就成了主流中的主流。
有了时代情绪在背后支撑,“出走”文化来得理直气壮。但在去过拉萨、丽江、大理、腾冲,年轻人们,还能逃到哪里去?所以,每次遇到那些从西藏和云南回来的青年,我都忧心忡忡地替他们担心:“将来可怎么办呢?”在一个纷繁杂乱的时代,我们需要出走,需要壮游,却也不得不回来,与现实对接。出走固然痛快,出走归来后,却要面对房价暴涨至少30%的梦魇,在经历过“诗与远方”之后,我们生活的落脚点,其实还是眼前的苟且。
□韩松落(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