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雍正五年三月,杨名时被解除云贵总督的职务,由皇帝宠臣鄂尔泰接任。虽然雍正仍保留他云南巡抚的官职,但这仅仅是个缓兵之计。此时的雍正正在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准备在遥远的南疆组织一场打击科举朋党、“歼其渠魁”的大战役。
关于审理这个大案的人选,雍正经过反复斟酌,认为:第一,绝对不能用进士,因为进士之间惺惺相惜,杨名时又是一个饱学硕儒,崇拜他的进士肯定不在少数,办案恐怕不会尽力;第二,不能用自己最宠信的人,虽然他们肯定会尽心竭力地审案,但审问杨名时这样一个政声显赫的清官,难免落下身后骂名。
从第二种想法可以看出雍正对忠于自己的宠臣袒护之深。这是由来已久的,在此之前,泄露密折内容,李卫比杨名时要严重得多。鄂尔泰说他“每有折件奉朱批,多半宣扬于众”,李卫以此来要挟周围的同僚,好像官员升贬之柄尽操于他一人之手。对此,雍正不但不惩治他,反而呵护有加,对参劾李卫的人说“李卫长处胜其所短”,而杨名时只泄了两次密,就成了“大奸之人”。
雍正五年,据说黄河呈现祥瑞,内外群臣都上表称贺,其中鄂尔泰与杨名时的贺表都没有按照老规矩来写。通政司照例题参,雍正下令议处杨名时,而不问及鄂尔泰。同一时间发生的同一性质的错误,为什么会有迥然不同的处理?雍正的解释是:鄂尔泰公忠体国,是纯臣,故不忍以小节加以处分;而杨名时“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所以仍对杨议处。如此强词夺理,这就是雍正所谓的用人“持平”之说。
正因为百般袒护,所以宠臣们愿意为主子效死力。而更能表现雍正善用权术,以获取亲信感恩之心的就是这次“杨名时案”的审理。此案事关云南的民心,稍有不慎就会落下千古骂名。雍正不愿亲自出面,也不希望亲信陷入这一并不轻松的重大案件中,毕竟尚无证据在手。最后,经过反复权衡,雍正选中了湖南布政使朱纲。朱纲出身小吏,与科甲集团瓜葛不深,加之办事干练,因此成了雍正手中的一枚棋子。
雍正五年二月,朱纲被召入京城,任命为云南巡抚,接替杨名时的职务。之后,雍正多次秘密接见他,面授办案事宜。朱纲深蒙皇上隆恩,自称“虽捐糜顶踵,难以报称”。雍正见他流露出一片奴才对主子的赤诚之心,十分高兴,让他办理完湖南的政务交接后即刻赶赴云南上任,与刑部侍郎黄炳一起会审杨名时。朱纲此去云南,连家属都没带,因为雍正口头允诺他,若办案办得好,结案后就将他调离云南,另有重用。
而此时的杨名时,已被解除一切职务,留在云南待命。从仕途的巅峰跌入低谷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但他却未曾感到一丝一毫的畏惧,在云南当了这么多年官,他诚心诚意为百姓做事,对同僚下属亦是推心置腹,从未做过亏心事。前两年云南罹患水灾,堤坝被毁,百姓流离失所,他禀明朝廷,请求救济。可雍正以“各地库银亏空”为由,让他自筹资金解决。他绞尽脑汁,从盐商那儿借得了银两,救百姓于洪涝之中,此种大恩大德,百姓当然记得。他还千方百计革除雍正颁布的“摊丁入亩”政策的内在弊端,让百姓按“实有劳动力”缴纳钱粮,实实在在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他尊重下属,从不颐指气使、大声呵斥,对于下官的合理化建议,他总是从善如流,因此他问心无愧。
雍正五年十月十八日,怀揣特殊使命的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和钦差大臣、刑部侍郎黄炳在昆明会齐。毕恭毕敬地摆下香案之后,他们将皇帝的圣旨请出,并郑重其事地打开了一个密匣,取出了李卫的告密折子。接下来就有调查、讯问、取供、援律、定罪等程序在等着杨名时。朱纲早把台词都设计好了,单等着拿“套索”往杨名时的头上套下去。
然而,调查的结果不仅让朱纲、黄炳傻了眼,而且连远在北京遥控指挥的雍正也急得干瞪眼。原来,李卫搜索枯肠、好不容易罗织的杨名时的“四大罪状”竟是如此脆弱无力:参杨名时营私徇庇永平县令冯庆长“亏空库银四千两”一事,经查,实无其事;参杨名时与臬司江芑代顺宁知府范溥赔补亏空一事,经查,杨名时是拿自己的钱帮他填补亏空;参杨名时伙同江芭“外贩锡厂之锡”牟利入己一事,经查,又与杨名时无关;参杨名时徇庇科甲之事,经查,仅仅是推荐了几个科举出身的下级。这一切的一切,让朱纲明白:杨名时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官。要惩办他并不容易,而皇帝却非要惩办他不可,怎么办?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当朱纲、黄炳骑虎难下之际,忠厚而鲁拙的杨名时以孔子“三省吾身”的态度,十分诚恳地主动交待了自己的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