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随后前往机场,乘专机飞向东部200英里的军事重镇洛阳,在那里他可以更加方便与安全地和在南京的蒋夫人交流。那一天大雪纷飞,云层很低,飞机越过山峰时,机翼几乎触到了黄河沿岸的悬崖峭壁。抵达洛阳后,端纳打电话给美龄,叙述了事态的进展。美龄则说国军将领们已经决定置其丈夫的生命于不顾而发动进攻。
军用飞机已经开始轰炸西安东部,其中的几架在端纳返航时一直尾随着他的飞机,迫使其沿着一座山梁绕道飞行,降落时只剩下几加仑燃料。当这位澳大利亚人告诉蒋有关轰炸的事情时,总司令却急切地问道:“你认为他们还会再试一次吗?”他的顾问茫然地看着他,暗自思忖:“我的上帝,我真的认识这个人吗?”第二天清晨,张转述道,蒋一直在询问飞机为什么不攻击西安。
原因是大雪使轰炸机无法起飞。“上帝在保佑你,”端纳评论道,“如果飞机可以进来,他们有可能会在匆忙中误伤到你。”蒋耸了耸肩。“他想成为一位烈士。”少帅说道。但情况并非如此,在被扣押在西安的国军将领的建议下,总司令写信给南京命令停战三天。根据蒋的记载,张学良说如果兵谏失败,他就会或饮弹自戕,或落草为寇。
就在端纳往返于洛阳之际,周恩来也抵达了西安。他的使命变得十分艰难,需要利用他从其官吏家庭继承下来的所有斡旋本领以及被选作共产党的首席外交官的全部智慧。斯大林已从对绑架的最初欢欣鼓舞中冷静了下来,克里姆林宫将它定义为一次日本人的阴谋。柏林和东京刚刚签订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条约,而莫斯科则希望蒋介石成为其在亚洲的同盟。因而毛泽东及其同事们被告知,这次绑架对反日事业“客观上是有害的”。尽管蒋介石在十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屠杀他们的成员,他们还是屈从了莫斯科的旨意,周被告知去寻求一种平息的方案。
而这也恰恰是少帅现在拼命想得到的结果,他日益变得举步维艰。在读完端纳带来的蒋介石的日记后,他得出了总司令比他以前所想的更加爱国的结论。于是他放弃了一半要求,并且安排另一个调停者、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飞抵西安。宋子文是一个体形健壮且极为富有的银行家,曾做过蒋的财政部长。他此行带来了一张美龄给蒋的便条,上面写道,如果她的哥哥三日内没有返回,“必来与君共生死”。当她的丈夫读到这里时,他的日记记载道,“不禁泫然泪下”。
但他仍旧拒绝为他的自由而低头,他把遗嘱交给了宋,并向他出示了一个进攻西安的计划。显然感觉到好了许多,他一直睡到12月21日上午11时,此时其内兄将返回南京,前来与他告别。端纳也飞回了首都,并在那里见到了美龄,后者则决定随他一同飞返西安。她随身携带着一把手枪和丈夫的备用假牙,当飞机着陆时,她把枪塞进那位澳大利亚人的手里并低声说:“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这位顾问向她保证她绝不会受到任何骚扰,可她还是不断地重复道:“求你。”但是当她身穿皮毛领子的黑色长大衣走出飞机时,看上去却和往常一样镇定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