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佛西也说——
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
进一步讲,梁启超跟清华国学院诸弟子关系,也确实显示出了唯大儒者方有的那种招牌式的令人如坐春风之中的师表形象。而这样一种既不失威严又相当融洽的师生关系,也正是中国式的书院教育的精髓所在。
而推开来说,这样的一种校园氛围,正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清华国学院之所以像神话那般成功的真实秘诀。换句话说,它是以最适合教导中国文化的方式,传播和化育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正是在这种师道尊严的修养要求中,我们也必然会看到,梁启超同样为自己列出了相当宏富的写作计划,而且有些计划已经开始在落实。
其实,到1949年他才76岁呢!所以不难试想,如果天假以年,如果清华国学院一直能提供给梁启超那样的著述与讲学条件,那么有谁敢说——以他的学识,以他的条件,以他的精力,以他的阅历,以他的聪颖,以他的下笔速度,梁启超的学术成就是可以限量的?
我们终归可以想象,以往他的写作媒体与对象,往往多为报章,而且要求速成;然而现在到了清华国学院这个最高学府,左有王国维,右有陈寅恪,其交谈对象已大大改变,所以其思路的缜密度和论证量,都会越来越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我们同样可以想象,他的国学成就仍然会与时俱进,仍然会跟他的西学视野逐渐结合,仍然会融入他对国是民瘼的持续关怀,仍然会依托着中国文化的本根。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想象,其研究成果虽会绵绵而出,却总会与其西学视野相互结合,总会融入他对国是民瘼的关怀,总会依托他内心的中国文化本根,总会出自他对中国文化的涵泳与体会,总会日益显得厚重、绵密和学术化……
要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
遗憾的是,现在的人们已经普遍忘记了,其实中国文化的自身要求,首先在于通人而非专家,完人而非学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才是他那个时代罕见的百科全书式人物。由此才造成了,何以当时的人看待梁启超,和现在的人回看梁启超,会有如此不同的判定。
事实上,只有像他那样的通人与完人,基于他当时所占据的辈分和口气,才有可能以一己之力量,振笔写下大气磅礴、首尾贯通的文化史巨作,而这种巨著的阙如,是到现在我们都引以为憾的。
令人痛恨的是,居然一次庸医的失误——而且这庸医的权力又是来自西方科学的话语霸权——使得所有这些可能性,居然都没有成为现实!
反过来试想,如果孔子当年竟也只享年56岁,所以只是来得及 惶惶地奔走于各国之间,而没有来得及删诗书、定礼乐和开门授徒,那么我们还能看到那个被说成倘无此人便会“万古长如夜”的夫子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非常惋惜地提出,作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在这里只是短暂地经历了一个未竟的后期——这是一个人间的悲剧,一个最富浮士德意义的事业悲剧!
正因为这样,正写到最佳状态、写到兴头上的梁启超的突然弃世,就不仅是他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损失。我甚至猜想,如果作为四大导师之首的他还活着,清华国学院也有可能还会继续办下去,那将对中国文化产生更加不可估量的影响。
所以,只说梁启超个人在学术上,还有一个未竟的后期,那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他在开门授徒和教书育人方面,同样有一个未竟的后期——甚至可以说,那中间所潜伏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而且,梁启超所展示的那种可能性,至今也仍要被我们一以贯之地继承,因为从今开始重建的清华国学院,仍然是要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而这正是梁启超想要做到、而未及完成的伟业。
刘东(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