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古称会稽、越州,向有文化之邦美誉,藏书家代有人出,藏书楼更是星罗棋布。绵绵不绝的著书、刻书、藏书,不仅记录了越地的历史文脉,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越地藏书最早见于“禹穴藏书”的传说。司马迁上会稽,探禹穴,在《史记》中写道:大禹治水七年未成,后来在会稽山一悬崖石窟中发现“金简玉书”,从中获得“通水之理”,才把泛滥的洪水制服,使百姓绝水之患。后人并未见过“金简玉书”之类,想来权当是神迹罢了。
绍兴藏书可靠的记载始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绍兴一地藏书已成风气。以东山再起而名入史册的谢安及其谢氏家族,以兰亭序而名传千古的王羲之及其王氏家族,都是书香门第。南朝亦有山阴人孔休源,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家中“聚书千卷,手自校练”,因其藏书宏富而名闻遐迩。
隋唐以降,绍兴始称越州。大唐盛世诗风大炽。长庆二年,元稹迁浙东观察使兼任越州刺史,其时,越州在州城创设了“丽正书院”,诸暨则有“溪山书院”。至五代,南唐会稽人徐锴,酷嗜读书,颇致力于收藏,《南唐书》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
宋元时期,雕版印刷日趋成熟,为书籍的大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也为藏书家提供了更多的书籍来源。据史料记载,宋代已形成了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四大藏书系统,一些藏家还开始了对藏书的研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现存最早的解题目录。其时的绍兴藏书家已蔚然成群,较著名的有新昌的石氏家族(石待旦、石景衍、石公弼、石邦哲)、山阴的陆氏家族(陆佃、陆宰、陆游、陆子遹)、会稽的诸葛家族(诸葛行仁、诸葛行敏、诸葛千能、诸葛十朋),以及上虞的李光、会稽的莫子纯、剡川的姚宽等。新昌石公弼官至兵部尚书,《嘉泰会稽志》记其藏书“无一不有”。可惜其子不能守而散出,幸得其侄石邦哲将书重新购回,并建“博古堂”以庋之。山阴陆氏亦是屈指可数的藏书大家,从陆佃开始历经四代,刻书不止,藏书成痴。书载,陆宰性好读书,归隐山阴后,曾筑双清堂、千岩亭,藏书达一万多卷。陆游尝宦游四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益巨。
有明一代,举国崇文。洪武元年曾令书籍、笔墨不得征税,加上科举发达,文人著作汗牛充栋,《千顷堂书目》就收录明朝人著作1.5万余种。官府、藩王、书院、寺观、私家宅塾、书肆作坊无不刻书,明翰林馆阁、两京胄监、各部司署、州县府衙、郡邑诸学、大夫士人靡不藏书。此时的绍兴文风之盛可用辉煌来形容,尤其是从嘉靖到万历年间,人文荟萃、大师辈出。文风的盛行亦带来了藏书的繁荣,迄今可查考的藏书家有四五十家,比较著名的有骆象贤、骆问礼的万一楼,钮清、钮纬的世学楼,张元汴、张岱的不二斋等,其中又以世学楼和澹生堂最为著名。钮纬的世学楼不仅有世所罕见的宋元珍本,而且有大量抄录的稀世秘本,总计达上万卷之多。据国家图书馆所藏《会稽钮氏世学楼珍藏图书目》的记载,他对每一种图书的记录不仅注明书名、卷帙和作者,还对该书作了简要解题,以及行款格式、版本判定,甚至考述其流传。祁氏澹生堂收藏图书9000余种、10万余卷。祁承在全面总结收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撰写了《澹生堂藏书约》,包括读书、购书、鉴书、聚书等专章,把收藏学和管理学结合起来,并提出且运用了“因”“益”“通”“互”四字分类目录原则。这些原则被后世广为使用。
清入主中原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兴文字狱。不过清统治者目的只是杜绝反清思想,照例采取了科举的方法笼络文人才子,使著书立说、刻书藏书又蓬勃地开展起来。此时的绍兴因文人众多,藏书之富亦到顶峰,藏书家不下百家,其中以李慈铭、姚振宗、平步青等人的藏书最享盛名。史书记载,李越缦“直以书为妻孥,禄糈所入,悉以购书”,其藏书编有《越缦堂书目》;姚振宗“肆力聚古册,隐住读书”,到他四十岁上,将藏书编为《师石山房书录》,“录书三千二百余种,六万卷”;平步青“娴熟掌故校勘之学,蓄书二万卷”。
清末民初,旧式藏书渐趋式微。其时,绍兴尚有一批有识之士锲而不舍地搜寻古籍留存后世,如汤寿铭的琴石山房、王绶珊的九峰旧庐、王子余的万卷书楼等。但此时的三大革命性变革,使古籍收藏几乎走到了尽头:第一大变革是铅活字等西洋印刷技法的引进,较之于传统的雕版、木活字排版技术更经济、科学;第二是新式学堂的引进,使大规模的平民教育成为可能;第三是公共图书馆的诞生,使藏书不再神秘。而在这场大变革中,又是绍兴人得风气之先。1902年,乡绅徐树兰集议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上千年的传统藏书史从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