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轸是春秋时期晋国有名的卿大夫。公元前627年(鲁僖公33年),晋文公重耳去逝的消息传出后,秦穆公由于嫉妒晋国的霸业,不顾同盟协定,派大军来袭击晋国。在晋国三军(上、中、下三军)主帅先轸的精心谋划下,秦军几乎全军覆没,最高将领孟明等三人亦被生擒活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晋殽之战。但是此时继位的晋襄公,生母是秦穆公嫁给晋文公之女。她跟襄公说:“这场战役完全是孟明等人挑唆起来的,把他们放回去,秦君一定会严办。岂不是比你亲自杀他们更好吗?”就这样,晋襄公在未明真相的情况下,把孟明等人放走了。第二天早朝时,先轸打听秦俘,得知襄公已私自把孟明等人放回,大为震怒,当场破口骂了起来:“我们九死一生在战场杀敌,好不容易把敌帅抓到,你竟听信妇人之言,轻易把他们放了。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我看晋国完了!”说完他竟不顾襄公的反应,以“呸”的一声来表达愤怒。襄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马上派人去追,但没有追到秦俘。这年八月,狄人伐晋,被晋人打败。先轸说:“我侮辱国君未受惩罚,岂敢不自己惩罚自己呢!”说完他脱掉甲胄,单枪匹马冲入敌阵而死。狄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将其尸首交还给了晋国,面容看上去像活人一样。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先轸的死。显然,直接原因是他意识到自己不该那样对国君无礼,愧疚、自责使他选择死来解脱。你也许会说,先轸的行为未免太极端了。既然襄公已经对自己不计较了,何必还要自己惩罚自己呢?而且还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有这个必要吗?
首先,应当承认,先轸那天当着众臣的面,公开地对国君无礼,确实相当过份。即使在今天,如果哪个下级敢当着同事的面,以“呸”的方式来回应上司,也是上司所受不了的。先轸身为晋国主帅,当然知道自己有失分寸。但是由于晋襄公并未对他表达任何不满,亦无任何惩罚或报复,这反而使先轸愈发地感到不知所措了。
仔细研究先轸在晋国受到赏识、提拨并被委以重任的经历,可以发现:僖公27年(公元前633年),晋文公重耳结束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回国当上晋国国君后不久,就任命先轸为“下军佐”,位居晋国六卿之列,此前看不到先轸在晋国有任何职务的记载。先轸的被任用,完全是由于晋侯赏识他的人品。次年,先轸又被提拔为晋国中军帅,位居六卿之首。先轸以一介匹夫,而能在短期内成为晋国三军统帅,超过所有其他追随重耳在外长期流亡的人。在接下来晋、楚城濮之战以及秦、晋殽之战中,先轸以实际行动来报答晋侯的知遇之恩。他高超的谋略和过人的见识,为奠定晋国在中原的长久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结合上述两方面情况,可以发现,先轸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那天的行为对不起晋文公的栽培;而他之所以会如此深刻地内疚,不能解脱,又是因为他的心太真。这可以拿来解释儒家的治心理论。一个本来赤胆忠心的人一时行为失当后,熬不过自己的心,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在深重的愧疚感压迫下选择了死亡。全部问题出在他的“心”之上。“心”的问题是他所无法回避的,也是我们时常所无法回避的。如果先轸事后没有愧疚感,他大可不必活得那么累,也不会选择自尽。但是,关键在于,有无愧疚感,却不是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了心自了事,犹根拔而草不生”(《菜根谭》),先轸不能从心上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他的负罪感会一直陪伴着他,直到死为止。
中国古代的“治心”理论有两个方面,一是从身心和谐、精神安逸、心性自由的角度讲治心,主要是一个怡情养性的问题。这种理论由先秦道家较早提出来,在魏晋玄学、隋唐佛教(特别是禅宗)以及宋明理学中得到了发展;二是从仁义道德的角度讲的,即孟子所谓的“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它由先秦儒家提出、在后世儒学中得到发展。在本讲前面几节讲的主要是怡情养性的问题,从本节始我们关注治心理论的第一层面,即仁义道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