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小手枪
李大钊利用《新青年》等各种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探寻中国革命的出路。 插图/金锐 王金花
李大钊有两种性格,截然相反,照片上的沉稳内敛,和文章里的汹涌澎湃。
在纪念馆和教科书上,总能看到他,戴圆眼镜,着布长衫,厚而黑的八字胡压住嘴角,不苟言笑。
而他所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则感染了陈独秀、毛泽东等无数热血青年。那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写道“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有种敏锐的直觉。他很早开始关注俄国革命,和那里兴起的社会主义。1912年,他翻译《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1917年,他发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随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他如盗火之神,从西方“盗”来新思想。它们犹如火种,点燃人心,照亮中国前行的方向。李大钊被称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一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
虽然这些词显得抽象,但是研究者、纪念馆讲解员,在讲述李大钊时,都流露出一种不加掩饰的热情。他们说,李大钊是在真诚地改造中国。
天真之心
河北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摆放着他在东京的照片:身穿和服,手提腰带,抿着嘴,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那是1914年,25岁的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当时他年轻,而朝气蓬勃
他在杂志《甲寅》上,看到陈独秀的文章《自觉心与爱国心》,文中透露出他对国家现状的极端不满,和自己的悲观情绪。
李大钊遂提笔,针锋相对地写下一文《厌世心与自觉心》。文中提出了国民的责任,鼓励青年不要自暴自弃。并给杂志社投信一封,表示希望与陈独秀一谈。
在主办《甲寅》章士钊的安排下,两人在章府相聚。年长10岁的陈独秀对李大钊直言感激,称他的文章使其振奋。两人的一见如故,为此后的开天辟地设下伏笔。
幼年时,李大钊就有了民族意识,他曾渴望效法洪秀全,揭竿而起;中学后,他崇尚康梁之文;读大学,他拥护立宪救国。
而在日本,他接触到了救国之道——马克思主义思想。李大钊的研究者一致认为,他是在日本获得了革命火种。
当时日本大学的图书馆里,有很多社会主义书籍。但在大学外,这些书籍则会遭到查禁。
1918年1月,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李大钊,回到北京,正式履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陈独秀则在北大任文学院院长。
此时,俄国已爆发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政权。透过俄国的经历,李大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李大钊开始在各种杂志上,探究、思考、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基本原理。
关于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和胡适的论战,名噪一时。
胡适在北大任英文系主任,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认为做运动是青年自杀政策,主张学生不要问政治。
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则回应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对其的回应后来成为名言。他说,“你不问政治,政治要问你呢!”
但这样争论并不曾伤害李大钊和胡适的君子之交。
平实之举
对于李大钊和胡适的论战,校长蔡元培持宽容态度。北大当时是一个多元化的新式学校。蔡元培还组织过社团,倡导新生活。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侯且岸说,这就是北大的不同之处,它已成为新文化、新思潮的核心。所以五四运动中,北大的李大钊、陈独秀均崭露头角。
因为“五四”,陈独秀被捕,数月后被释放。
1920年2月,李大钊扮成车夫,驾骡车送化装成账房先生的陈独秀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史料记载,二人在骡车上曾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
同在北大读书的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李先生认为,他和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不够深刻,对俄国革命的了解还少,当下最紧要的是研究主义。
李大钊在北大建立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个时髦而新潮的思想。由于学说提倡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遭到学校里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它会使学校不得太平。
校长蔡元培予以支持,他出席了研究会的成立仪式,还拨给他们两间房。他说,给他们房子,把他们安置好,学校才会太平。
研究会常组织辩论赛。李大钊被请去演讲,或者当评判员。
朱务善曾是研究会会员,他对李大钊的印象是,“说话声音不大,又很沉静,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 和坚定性。”
此后,北大的这个研究会和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中心。他们影响过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等大批知识分子。毛泽东、罗章龙、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高君宇等,都在这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个性温和,善与人交往,极具耐心又没有门户之见。
他从不排斥无政府主义,他会参加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还常给这些社会主义者所需要的书刊,并相互切磋。
周恩来、邓颖超当时在天津成立觉悟社,那是个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社团。他们邀请名流李大钊去演讲,李欣然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