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份,这个数字是近代中国的分水岭,许多人的命运在这个时间里被无情地改变。朱瑞也在这个年份中好运走到了头,1912年竟然成为他人生滑铁卢的开始,一个正面人物不消几年时间便蜕化成反面角色。
中国人习惯了一家治一国的管理模式,由帝制转入了民治,在社会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重建的过程中,当年的辛亥功臣分化成倒袁和拥袁两个对立的阵营。还有部分投机者,脚踏两只船进行观望,他们竖起耳朵辨别来自两方一丝一毫的动静。朱瑞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摇摆不定,正好代表那个特定年代特定人群的是非观,一部分人假借革命升官发财,一部分实权人物为了巩固既得利益而投机钻营,让你难以辨别出他们的真实世界。
在袁世凯心目中,朱瑞是城池、兵马和实力的象征,是他拉拢诱惑的对象;30岁的朱瑞的确血气方刚,虚荣正盛,面对50岁的老谋深算之人,高下立判。袁世凯吃准了他的心思,接二连三地授予朱瑞陆军中将、陆军上将、兴武将军、一等侯爵等多个名衔。
朱瑞听懂了袁世凯的声音,官场的腾达毕竟比起战场的枪炮更具有诱惑,在高官厚禄面前逐渐暴出了自己的政治底色。反袁“二次革命”兴起,作为革命党的朱瑞拒不响应。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护国运动,朱瑞又在浙江境内倡议“环境息民”,压制反袁活动。朱瑞对袁世凯的拥戴由暗地转为公开,在一片劝进声浪中,朱瑞的分贝着实有些高,表现得相当踊跃,他多次投递劝进书恳请袁世凯称帝,甚至在袁世凯授意下捕杀昔日的革命兄弟。1916年4月,童保喧、夏超等人率部围攻都督府,朱瑞从乱兵中仓皇突围,潜逃到了天津。
辛亥年打拼下来的基业,在一步棋之间就再也不复存在了,昔日的部下和同志纷纷反戈,对于一个权利欲望和自信心极其强盛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足以让他的雄心荡然无存。朱瑞背负骂名,难逃口诛笔伐,抑塞难舒,在33岁的青葱年华里郁郁早死。
那是个最讲究实用至上的时代,社会无序、人心不古、甚至不屑操守,当时有非常多的政客投靠袁世凯,并积极支持他称帝,为什么朱瑞让人侧目,我想更多的是密谋诱杀光复会战友王金发等人的缘故,他的这一鲁莽行为将他彻底推到革命的对立面,连一丝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孙中山闻听王金发死讯,痛呼:“天地不仁,歼我良士!”“天地不仁”这四个大字仿佛一座大山死死地压在朱瑞身上,他想翻身有那么容易吗?这真是一对冤家,一个杀人,由千古功臣变成千夫所指;一个被杀,由草莽英雄变成了天地英雄。
说起朱瑞,不得不说下叶仰高。当年他在上海被捕,扛不住酷刑,招供出了秋瑾和徐锡麟等革命者的名单。光复杭州战役,他背负着巨大的十字架参加敢死队,我想他一定痛心如捣,一定是屈心抑志,一心要以死抵罪。在攻克天堡城的战役中,叶仰高主动请缨任敢死队第二支队队长,牺牲在战场上,年仅32岁。这位带着污点的革命志士以死血洗耻辱,怀着安心而死去,他的名字被镌刻在浙军纪功塔的第一位,后人也很少再以此事非议他,谁还会去苛责他呢?
叶仰高从幽暗的地底钻出,而朱瑞的身影闪进了泥泞的华容道,他们两人的历史轨迹居然发生了180度的大回转,历史让他们彻底地改头换面,真让人感叹历史的诡异。要正确地解读和谅解朱瑞,还需要时间,也需要我们这个民族更成熟和更加理智。
让我们再回到100年前辛亥年的杭州,杭城黑云压城,在笕桥军营中的朱瑞,手中没有任何胜算,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毫不犹豫写下了绝命书,通篇全是为国牺牲的真理。在那个紧锣密鼓的凌晨,你能说他的革命动机不纯?假如他在此役中罹难或者在光复南京的战役中牺牲,那么矗立在我们面前的会是一个高大伟岸的民族英雄。当然,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假如。革命时的一腔热血在以后的日子中被消磨得冰冷,这样的例子很多,引刀成一快的汪精卫、我们的主人公朱瑞都如此,真让人感叹世事无常,人心不测。
实事求是地说,朱瑞曾是一个鲜亮的爱国青年,比起那些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前清官僚、军阀、地痞、流氓和文人纯洁多了。辛亥革命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年轻的灵魂有过精卫填海的勇气,坦然面对过死神,但他从一个小团长一夜之间变成了政治暴发户后就在是非面前失去了方向。他不是一个宦术高明的政客,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武夫,不善于腾挪躲闪,也不善于借力打力,说到底他还是官场的走卒和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