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四娘是否实有其人,我们还可从陈维崧的经历中获得旁证。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宜兴人,清初文人,其父陈贞慧,曾是明末著名的 “四公子”之一,坚决反对阉党。入清后,由于他伤故国之亡,一直并未能得官,故对清廷存有不满情绪,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才举博学鸿词科,任翰林院检讨,54岁时参与修纂《明史》。试想,如果林四娘果系衡(恒)王府宠姬,又如《红楼梦》中描写是与“流贼”奋战牺牲,陈维崧岂会不将她写入《明史·列女传》?显然,林四娘系艺术创作中的人物是无疑的,也正因为这样,文人们撰写的鬼魂怪诞故事只能入笔记小说而不入《明史》、《淸史稿》甚至《清朝野史大观》,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而林四娘这个人物的原创者,就是那位青州道佥事陈宝钥。
二
于是,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清中叶有那么多的重量级文人对创作林四娘形象发生兴趣呢?
首先,我们来查找一下历史上衡(恒)王这个人物。据《明史》第一百十九卷“诸王传”记载:第一代衡恭王叫朱佑楎,为明宪宗第七子,弘治十二年封于青州,建衡王藩府,后袭传衡庄王厚燆、衡康王载圭、衡安王载封(载圭弟)、衡定王翊镬、末代衡王朱由棷,共五世六王,前面五任衡王都是病死的,所以不可能是林四娘的主人。只有最后一任衡王朱由棷袭王爵后,已是明代末年的崇祯朝,时清军入关,又占领山东许多地方。而李自成农民军退出北京后,其中一支在大顺部将军赵应元率领下,打着“复明”旗帜来到山东,攻下青州,杀死清廷委署的官员王鳌永(淄川豪强),赵应元找到昔日的衡王朱由棷,想拥戴他“南面为君”,以为号召。但朱由棷却是个脓包,他见清军势大,况且他的衡府未破,仍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于是坚决不肯僭位称帝,整天哭着哀告放过他,把眼晴也哭肿了。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清军复攻陷青州,杀死赵应元,遂将朱由棷押往北京“恩养”,次年与家人皆被杀,随后,清廷又将衡府宫女138人解京,宫女们不愿离开故土,被押解前,许多人自杀身亡,自此便在民间生出衡王旧宫“闹鬼”的传说。我们有理由相信,陈宝钥在青州任职时,会搜集到衡王旧宫的传悦,并编造出一个鬼魂林四娘与他交住的故事,借以抒发伤怀故国之情。而据有关资料,陈宝钥在南明期时,曾参与过抗清活动,所以,他所著的《陈绿厓诗稿》在乾隆朝被禁,原因是他“纪崇祯以后唐(即抗清的唐王朱聿键)、桂(桂王朱由榔)二王事,语多狂吠”。这样一位与清廷貌合神离的文人,编造一个自己与林四娘鬼魂交往的美丽故事以抒发胸中怀故园之情,是很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王士祯《池北偶谈》和卢见曾的《国朝山左诗抄》中叙述林四娘故事时,都讲到林四娘在衡宫亡故后,“不数年,(朱由棷)国破,遂北去”。而《聊斋志异》第六卷中的《林氏》篇,则写到一位贤美妇女林氏被掳的悲惨经历,称“会北兵入,被俘去。”林氏被逼自刎才保住贞节,但受了重伤,伤愈后失去生育能力。这“北去”、“北兵”等文字,正影射了清兵南下和将朱由棷押往北京谋害的事。朱由棷并未参加反清活动,他的悲惨结局孚然会引发了前明入清的文人们的一掬同情。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曹雪芹和蒲松龄等将艺术传说人物林四娘作为题材写入自己的作品,应该也都是有深意的,它反映了在文字狱高压政策下,文人们一方面不敢从正面描写末代衡王朱由棷的悲惨遭遇,只好小心翼翼地或改成林四娘这个“姽婳将军”是与“流贼余党”奋战捐躯,或干脆写其与陈宝钥的“人鬼之恋”。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大编林四娘的故事,奉为民族英烈,蒲松龄的《林四娘》一篇似更露骨,末后附林四娘诗曰:“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海国波涛斜夕照,汉家箫鼓静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惠质心悲只问禅。日诵菩提千百句,闻看贝叶两三遍。高唱梨园歌代哭,请君独听亦潸然。”诗中“汉家箫鼓静烽烟”中的“汉家”,不正是清代文人对汉人政权前明王朝的惜亡之情吗?我们知道,元朝时汉人因受元蒙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人心思汉,无处表达,便创作杂剧以发泄情愫,如关汉卿的《单刀会》、马致远的《汉宫秋》,都曾在作品中突出汉朝,寄托向往。因此,我们在研究《红楼梦》《聊斋志异》二书时,对林四娘的情节似不能等闲视之,应对两作者流露出来的反清怀明的感情倾向,给予足够的重现。
而事实上,林四娘的故事可能还隐喻着一个吕四娘的故事。
三
据《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二《江南北八侠》和《甘凤池》两篇笔记小说所载,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大江南北有八大侠,为首的叫了因僧,以下依次有吕四娘、曹仁父、路民瞻、周浔、吕元、白泰官、甘风池,各有精绝武艺,后了因和尚无行作恶,被其他七侠所除。据说此七人都曾是抗清英雄郑成功的部下。当时雍正帝胤祯厌恶剑侠,遂严行缉捕。七人中吕四娘的身世又不一般,她“本晚村先生裔,国仇家难,刻不去怀”,“图报愈急”,并欲“甘(噉)心虏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