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纂修官之一戴震
《四库全书》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荟萃乾隆中期以前我国历代主要典籍,被认为是中华古代学术和文化之集大成者。全书分经、史、子、集四类(部),始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历时10年编纂而成,先后抄写七部:北京宫内文渊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内文津阁,以上为“内廷四阁”即北四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即南三阁。共收录书籍3457种,编成79000多卷,装订成36000册。就是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和我们安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安徽学政朱筠 首献开馆校书之议
要说《四库全书》的纂修,其创议并不是乾隆,而是当时安徽的学政朱筠。这位学政是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字竹君。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学识广博,精通经学及文字训诂。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广搜文献,结识了江永、戴震等徽州学者。
为了尽快完成这项巨大工程,乾隆皇帝曾两次下诏搜书,确定搜书的标准、范围以及具体的采集方法。然而搜书过程中的种种困难,让不少地方督抚对搜书采取了敷衍态度,一度让征书活动陷入困境。就在乾隆皇帝对此一筹莫展之时,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上奏了《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提出了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其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其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其三,“著录校雔,当并重也”;其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这份奏折直接促使了四库馆的开设,并大致规定了全书纂修的方法和步骤。
从这四条建议中,不难看出它不仅扩大了搜书范围,由原来仅限民间藏书,进而扩展到宫廷藏书,而且提出的寻各家所藏旧本、抄本以及著录、校雠并重受到各方赞誉。最重要的是它迎合了乾隆皇帝标榜稽古的虚荣心,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
朱筠的建议坚定了乾隆访求古籍的信心,他下令各省汇集天下图籍,抓紧编纂《四库全书》。当时的安徽就专门设立了书局,派专人负责,多方购访图书。凡在《宋史》、《元史》、《明史》以及《道学》、《儒林》、《文苑》里的记载的安徽籍名臣与诸贤都要登记,让各州府寻访他们的后裔,以便征求其著作。
朱筠本人更是身体力行,搜集到100多种安徽学者的著作及历代遗书。乾隆帝十分高兴,认为“朱筠学问尚优,加恩授翰林院编修,在四库全书馆行走。”朱筠由此直接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纂修活动,主办各省采进遗书。经统计,朱筠献书37种,被著录12种,存目4种,其著录总数在全国私人献书中高居13位。朱筠的门生弟子和安徽的其他官员如巡抚裴宗锡、李质颖、学政刘权之等人受其影响,纷纷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
安徽公私献书居全国之首
在全国范围搜访征集图书,是《四库全书》编纂初期一项规模浩大的重要活动,它始于1772年,终于1778年,历时6年,1773、1774年间达到最高潮。这些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图书,被称之为“各省采进本”和“私人进献本”。它们占据了全书的全部著录、存目书籍的绝大部分,是《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
徽州素有“文献之邦”之称的美誉,因而从“应征献书”、编纂校勘以及著作收录,徽州人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在《四书全书》的征书中,安徽官府共进呈了516种书籍,当中一半来自徽州,在京献书的徽州籍官员包括黄登闲、汪如藻、程晋芳、程景伊、戴震、汪承霈六人。这其中黄登闲献书299中,居于京官之首,在全部私家献书中占第七位;汪如藻献书271种,居于京官第二位,私家献书第八位;程晋芳献书183种;程景伊、戴震各两种;汪承霈一种;他们私人贡献的书籍连同官府共达千种。
在寓居外省的徽州籍藏书家中,马裕(原籍祈门)献书776种,鲍士恭(原籍歙县)626种,汪启淑(原籍歙县)524种,吴玉墀(原籍歙县)305种,汪汝溧(原籍黟县)219种。据统计,这些寓外皖籍人士中,绝大部分都是藏书家,献书数量达到了3000多种,献书数量居全国私家献书前11名之内,其中500种以上的就有马裕、鲍士恭和汪启淑三人。另外安徽本土人士也献了47种,包括戴震2种、汪承霈1种、方维甸3种、张若渟34种、张若澄1种、丁田树1种、韦谦恒1种、张焘1种、萧际韶1种。尽管他们献书的数量不多,但其进呈的家藏本很多是献书者先人的遗著,或是罕见之书,因此质量极高。
总之,徽州人进献的书籍占《四库全书》采进书籍数量的四分之一、私家献书数量的大半,成为其重要的书源。历代徽州人的大量著作,在质和量上都大大充实了《四库全书》,显现了徽州丰厚的文化积累和学术特色。《四库全书》收编历代著作3461种,录入存目6793种,总目合计著录10254种。徽州人的著作共451种,其中经部110种,史部70种,子部131种,集部140种。最后编入《四库全书》195种,入存目256种,占《四库全书》著录总量的1/23。徽州人进献的著作在整体上质量是最高的,如程敏政的《宋遗民录》、《明文衡》、《新安文献志》、黄叔琳的《史通训故补》、《文心雕龙辑注》都极具价值。
献书者中,马裕、鲍士恭、汪启淑和戴震四位要着重说一下。马裕父亲马曰琯、叔父马曰璐都是当时富甲一方的盐商,人称“扬州二马”。马氏兄弟好学博古,酷爱典籍收藏,达十万卷之多。马氏兄弟在藏书之余,延请天下学者为其校书,所刻之本多精益求精,在当时书界有“马版”之称。四库开馆后,马曰琯已经去世,其子马裕(字元益)择其家藏776种珍籍,分三次献出,其中收入全书的有144部,另有225部被列入存目。
鲍士恭是安徽歙县人,其父鲍廷博为著名收藏家,他积极响应征书,嘱咐其子士恭将“家藏善本600余种”送交浙江学政进呈朝廷。鲍士恭所献多为宋元善本,质量精好,故《四库全书》采录了250余种,列各家之首。
生于1728年的汪启淑,字秀峰,安徽歙县人。以经营盐业寓居杭州,后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汪氏一生四处搜求典籍,藏书丰盛,其藏书处曰开万楼、飞鸿堂。汪启淑献书达520种,列当时各家第四位。
休宁人戴震51岁应纪昀举荐为《四库全书》纂修官,四库馆中的经、史、水地、天算、楚词等类提要多出自他手,其余大部分亦为他商定。馆中有奇文疑义都向他咨访。他从《永乐大典》中检索、考订、辑校的有关古代天文、算法、水地等著作,都是精审而来,受到世人推崇。由于戴震在四库馆的努力,也使得考据之学达到顶峰,义理之学也逐渐完善,终于构筑了一个有别于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
皖籍学者参与 重要的编纂任务
《四库全书》的修撰,历时十年,据记载:正副总裁以下官员3826人,誊抄员4186人。徽州人在馆中所任的职务,也可以说是面面俱全,充当正副总裁、纂修官、分校官等许多要职,成为馆中地位突出、才识优异的精英群体。
安徽人程景伊和曹文埴担任正副总裁,负责馆内一切事务,总揽全局。汪廷玙、汪永锡为总览官,负责审阅所有进馆书籍,提出处理意见。曹城、戴衢亨、张焘以及萧际韶充任提调官,负责提取翰林院书籍。汪如藻、程晋芳任总目协勘官,协助总纂官编订全书总目。另有12名徽州人担任了缮书处的分校官,包括金榜、汪学金、戴心亨、洪梧、程昌期、汪学金、许烺、王照、吴绍浣、汪日昌、潘奕隽、谢登隽。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有黄轩、戴震、汪如洋。这些皖籍精英当中有破格入馆者、状元以及探花均等,其学术水平有目共睹。
《四库全书》编纂的主要任务主要是辑佚、校勘、辨伪、鉴版本以及作目录,而只有汉学家的考据才能胜任这些工作,这当中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成为汉学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皆通熟经史,精于训诂、考据,在全书编纂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在编纂全书的过程中,皖人以考证训诂为能事,极力反对宋明理学家空谈心性的弊端,大大促进了汉学和经学的传播。所以全书的编纂从学术意义上说,是汉学的胜利,标志着汉学已从边缘走向学术舞台的中心,原先显赫的宋学,则被引退到边缘。梁启超就曾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