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有两座城市改变了世界,一座是欧洲的圣彼得堡,另一座是亚洲的武汉。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摧毁了欧亚大陆上最为顽固的君主统治——沙皇与满清。
辛亥首义发生在武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的幸运之果。从1889至1907年,除了短暂的离职以外,一个著名的政治家、“自强”运动的倡导者张之洞一直担任湖广总督。改良活动的成效之一,是使武昌成为两湖地区的政治与教育中心,这里士绅集中,新军密布,革命知识分子和学生组织的运动风起云涌。
在连篇累牍的文字记载中,武昌首义看上去是那样轻描淡写。然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所言:“有必要从我们的关于革命阴谋的故事,转入革命政党存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去。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能理解辛亥革命运动突飞猛进的原因,以及当革命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时,人民的其余部分愿意接受革命的原因。”
大家访谈。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分别专访了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和北京大学近现代史研究学者、国际关系学院李扬帆副教授。
对于辛亥首义,冯天瑜有三个新观点: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义;是历史合力所造成的一次大的社会变动;必须跳出“短时段”,注意“中时段”、“长时段”因素对首义的影响。
李扬帆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辛亥革命是必然性结果中孕育的一个偶然事件。
南方日报:哪次起义才是辛亥首义,有人有不同看法,对此您怎么看?
冯天瑜:“首义”一词由东汉哲人王充创用,其意为首先揭示宗旨。以后,“首义”引申为首举义帜、率先发难。“武汉首义”的正式提法,较早见于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书云: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仅从孙中山言论可见,“武汉首义”自民初已成定说,而并非首义诸人的自诩。
南方日报: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在很多地方发动过起义,人们为何会将武昌起义视为“首义”?
冯天瑜:的确,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陆皓东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十余年间发动十多次反清武装暴动。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称其“首义”别有深意。
历次武装暴动,堪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政府迅速扑灭下去,此所谓“屡起屡踬”。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的燎原之势。
之所以称武昌起义为“首义”,第一层含意是首次举义成功,第二层含意是,经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
首义之功“一破一立”昭示了民主共和政治模样
南方日报:对于武昌首义的意义,不同阶段、不同地方、不同的人的看法都不尽相同。您怎么评价首义的意义?
冯天瑜:武昌首义的全新意义在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皇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辛亥年秋季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及近代人群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各省纷起景从响应,正所谓: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此诚为首创性义举。
南方日报:武昌首义的哪些遗产最值得我们关注?
冯天瑜:威廉·施坚雅在《城市与地方层级体系》中提出清末的中心地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根据市场交易的规模和兴旺程度,将中国村庄以上的聚落分为八个层级: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基层市镇。而处于中国国内贸易最高地位的武汉,兼具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的功能。
在这样的近代中心城市爆发的辛亥首义,在两个关键环节上开创先机:其一,以武装暴动击碎两百余年清王朝的统治机器,终结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其二,以湖北军政府建立和《鄂州约法》颁布,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样。
这一破一立的两个侧面,虽然都留下种种未竟之业,有待后人继续努力,但其开辟之功都是前无古人的。
首义之因“历史合力”当入辛亥研究视野
南方日报:有多位历史研究者在其著作中称,武昌首义是偶然的。您觉得呢?
冯天瑜:武昌新军暴动事起仓促,不仅全国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远在现场之外,地方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首脑也或避、或伤、或亡、或在逃,事变由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临场随机启动,的确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
南方日报:您前不久在武汉大学做辛亥革命主题演讲时,称辛亥首义是由历史合力所使然。具体应如何理解?
冯天瑜:恩格斯晚年提出“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式进程。辛亥首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历史事变,正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个合力”。
如湖北军政府的建立及运行,充满革命党人与汤化龙等立宪派、黎元洪等原军政官员彼此互动、角力的故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议和,及让权于袁世凯,更是全国范围内多种势力较量、组合的结果。“历史合力”论在这里展示出雄辩的说服力。
首义之果必然性结果中孕育的一个偶然事件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是在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么理解辛亥革命的内涵和外延?
李扬帆:由武昌起义开始,而后呈现出的辛亥革命,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必然性结果中孕育的一个偶然事件。把辛亥革命缩小来看,就是1911年的武昌起义,放大来看则是从1911年后的一系列社会变革。
武昌起义实际上是在同盟会影响下由湖北新军革命发起的,它并不是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进行的,然而凭借威望,孙中山先生以16票(17省代表在场)当选了临时大总统。我说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包括很多因素,比如1911年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湖广总督瑞澂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预计发动起义的时间被提前,一切的意外和计划外行动造就了必然将爆发的一场起义里的偶然结局。
南方日报:这件偶然事件,怎么演变成一场大事件的呢?
李扬帆:我个人认为,孙中山先生、袁世凯、清廷三方,起初对武昌起义都不以为然,都似乎在漫不经心甚至是轻描淡写地处理着这事件。而若不是袁世凯命令冯国璋停止对湖北新军的进攻,北洋军也会荡平武昌,武昌起义也就宣告失败;而清廷气数已尽,各地频繁造反革命,使之疲于应付,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迫于无奈请求袁世凯出山剿灭武昌乱党。于是,形成了一个三方博弈的局面。而袁世凯借一次偶然加诸于他身上的军事行动,在胜券在握甚至是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暂时停止对武昌的进攻,转而要挟清廷,迫使政府将军政大权交给他这个内阁总理大臣。于是武昌起义牵一发而动全身,转变成为一次宫廷政变。
从《申报》、《大公报》描述的会党起事到孙中山、袁世凯、清廷三者的博弈,说明辛亥革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大势所趋。辛亥革命的必然,也就是武昌首义这个导火索的必然。
首义之辩“武昌首义”自民初已成定说
那些人。
蒋翊武:武昌首义直接组织领导者
蒋翊武(1885-1913),字伯夔,湖南澧县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武汉创办革命团体“文学社”,并任社长。他在新军中积极进行革命鼓动,部署起义,武昌首义时被推为总指挥。时清军反扑,汉阳失守,他曾代黄兴任战时总司令。至1913年,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来广西,拟继续策动反袁。途径全州时被捕,押至桂林,是年9月9日被袁世凯密令杀害。1921年孙中山到桂督师北伐,为纪念蒋翊武的革命功勋,令在此立碑,并亲笔题字,嘱胡汉民撰记。武昌首义的直接组织领导者是蒋翊武,孙中山赞誉蒋是“开国元勋”。
孙武:制炸弹意外爆炸激起新兵起义
孙武(1880—1939),湖北夏口人。孙武是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武昌首义前一天,他在汉口宝善里22号的楼房中制作炸弹,部署起事,不料用力过猛,把一个玻璃管子撞破,药水滴在炸弹里面,“轰隆”一声炸弹爆炸,把他的面部烧得稀烂。由于这一爆炸,惊动了印度巡捕,发现这个革命机关,通知清朝总督衙门,逮捕了许多志士。这些志士慷慨成仁,第二天激起了武昌起义,而孙武因为养病没有参加起义壮举。
黎元洪:被起义士兵请出当“元勋”
尽管武昌起义出乎意外地顺利,但革命党人马上面临了群龙无首的困局。事起仓促,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刘公、蒋翊武等人都不在武昌,策划革命时党人属意的黄兴、宋教仁等又远在上海,缓不济急。于是,革命政权的领导人归属便成了问题。恰在此时,工程营的士兵在巡逻中发现了黎元洪。于是,仓猝之际定大计,革命党人认为黎“在湖北负人望,且得军心,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于是,吴兆麟、蔡济民等人当即派人前往迎黎。
中国早期民主革命领袖,原名刘世文,字静庵。刘静庵幼承父教,饱读诗书,15岁离开潜江到武汉求学。人民的疾苦、朝庭的腐败,外国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使他立志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他组建“救世军”参加1900年的庚子起义,1903年改“救世军”为“科学补习所”,1904年底以“科学补习所”成员为主成立“日知会”,并发展成当时最大的革命组织,正是日知会发动了武昌起义并获成功,刘静庵不愧为武昌起义的卓越领导人,辛亥革命的元勋。
刘静庵:武昌起义卓越领导人
那些事。
起义大旗
原是共进会会旗
刘公是共进会第三任会长。1910年秋天,他学成归国,随身的行李中藏有共进会会旗——铁血十八星旗:旗帜呈长方形,由红黄黑3色组成,红底与黑色象征“血”与“铁”;黑九角代表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黑九角内外两圈各9颗共18颗圆星,代表关内汉族的18行省;星呈金黄色,表示与满清对立之汉族炎黄子孙。
1911年5月,刘公在武昌新购置的公馆(今昙华林32号),召见了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今武汉市14中)3位共进会学生骨干。他拿出共进会会旗,向他们郑重布置了放大并制作十八星旗的任务。
3位学生在刘公馆秘密完成了十八星旗的绘制、放样与剪裁的任务。9月24日,共进会与文学社召开起义前的联合大会,刘公被推举为总理,十八星旗亦被确定为武昌起义时统一使用的大旗。
黄兴任战时总司令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与宋教仁于10月28日来到了武汉,黄兴随后担任总指挥一角。蒋翊武等人提出,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直接掌握两湖军政,但遭到旧派人物吴兆麟等人反对。孙武自负于首义有功,但是,他在党人中的地位远在黄兴之下。黄兴来汉之后,孙武自觉身价骤减,力主由都督黎元洪向黄兴授予战时总司令称号。这样一来,革命党第二号领袖人物黄兴反倒成了黎元洪任命的“大将”。
那些光影。
起义门
武汉起义门有一段传奇的故事。武昌起义爆发后,金兆龙奉命带兵到中和门,准备出城迎接南湖炮队。不料城门紧锁,金兆龙心急如焚,双手用力一扳,竟把一尺多长、3斤重的铁锁拉开。炮队入城后,里应外合,战斗进入了最紧张、最激烈的决定性阶段。
1912年,中和门因此得名“起义门”。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为拓展市区,决定拆除武昌城墙和城楼,“中和门”因在辛亥首义中的重要作用而得以保留下来。现门洞上方刻有“起义门”三字,是叶剑英元帅在80多岁高龄时所题。
工程营
1911年10月10日,湖广总督瑞澂为防革命党人暴动,下令将新军士兵限制在兵营内。殊不知大多数新兵早就受到革命熏陶,而瑞澂对自己座下的“火药桶”浑然不知。
当晚,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驻地,新兵程定国等与值星排长陶启胜冲突,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一声高喊:“弟兄们还不动手,更待何时?”程定国开枪射击,武昌起义由此拉开序幕。
目前,工程营住房旧址已无存,旧址处立有纪念碑,现二层楼营房系上世纪50年代按原貌重修,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