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中原的传统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专家质疑,一批批勇于探索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把视野转向辽河流域。大量的出土物证说明,5500年前,在中国北方的辽河流域确实存在着一个强大的部族,他们建立了国家,有了自己的领袖,在草原、农耕、海洋三种形态并存的独一无二的生活环境中,创造出先进的生产力和灿烂的文明,由此引发了一连串振聋发聩的敏感话题——黄帝生在辽河边,颛顼陵墓在医巫闾山,人类文明在北方起源……等等,等等。
真乎?伪乎?传说乎?史实乎?为了探索究竟,在为期一个月的考古探源中,采访组几乎走遍了整个辽西大地,阜新、朝阳、北票、义县、锦州、鞍山、海城、岫岩……包括内蒙赤峰,行程近万里,几乎每次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以几近颠覆性的冲击,修正乃至扭转着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
“千古一帝”秦始皇修了一座至今令国人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自此后,一道长墙分南北,华夏神州北纬40度上下的广袤山川被强行切割,切出了农耕与游牧的人为分野,切出了中原礼仪与塞外胡狄的对立文明!
苦寒、荒凉、野蛮、落后……在此后漫长的千年岁月里,竟成了长城以北辽河流域的代名词。
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
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
在权威考古学家的案头,摆放着勘误纠偏的另一类实物与考据。李济与苏秉琦堪称中国考古界的泰山北斗,两位大师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两段挑战传统、廓清迷雾的英明推论。
李济先生提出“长城以北,列祖列宗”之说。在其所著的《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等文章中,他一再呼吁大家要特别注意辽河流过的北方地区。他说:“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
苏秉琦先生则将北方地区列为全国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之首。当20世纪80年代初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刚刚露头之时,他就亲临牛河梁等考古发掘现场考察,提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和“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指导性观点。在其《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他更鲜明地提出了,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的新思路。他的论述是:“从发展顺序看,中原并不都是最早,不都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从旧石器中晚期到新石器初期,很可能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黄河中游早。海城小孤山遗存,据铀系法测定距今4万年,有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梭镖、带倒钩的鱼叉、用两面对钻法穿孔的骨针,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时间比山顶洞骨针进步。这一发现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一片,文化发展走到前列,从而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前导地位奠定了基础。8000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是辽河流域前导地位最有力的证明。 ”
按李济、苏秉琦两位大师的思路指引,整个中华文明史现在就应该重写了!以前所有针对辽河文明的漠视、轻视、歧视等种种顽固观念亟待推倒重来!
排除辽宁 中国难称5000年文明古国
在地处辽宁的牛河梁女神庙、祭坛、积石冢发现之前,中华文明比印度文明晚了近千年,比两河流域、埃及晚了近1500年!
面对不断探掘出土的考古铁证,面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的严谨求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夏商周之前的中华上古文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缺失了至关重要的“辽河篇”,逻辑上根本说不通;从春秋战国起,到两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直到跟进的辽、金、元、清,不调整传统的思维坐标,不纠正陈腐的华夷之辨,不关注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辽河时空”,我们就无法全面、客观、公正、冷静地剖析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起源史、发展史与融合史,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国际考古界,权威机构认定人类早期文明的甄别标准不是传说神话,而是有目共睹的实物,如文字、古城、神庙,而按这一严格标准,中国的文明史只有4000年,根本无资格跻身世界5000年文明古国的显贵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