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有关宋朝、明朝或清朝政治题材的历史剧,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一句话,叫:“祖宗之法不可改!”这往往是守旧派为了反对改革者进行变法时,提出的最强论调,这与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有关。
“祖宗之法”,也叫“祖宗家法”、“祖宗法”、“祖宗之制”、“祖宗法度”、“祖宗典制”、“祖宗故事”等等。后世帝王对其开国祖宗,一般都持有祗畏敬奉的心态,也力图总结并继承他们的治道家法。在家国同构的封建政体下,家法族规作为“准法律规范”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形成家法补充国法、国法混同家法的独有的历史现象。
我国从原始氏族社会开始,就流行“祖先崇拜”,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思想留下了许多足迹: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开始,他提出“克己复礼”,恢复的就是“周礼”,而孔子崇拜的,是著名的周公旦;到后来历史上的不少变法,打得旗号就是“托古改制”,其实也是“祖先崇拜”的一种模式。
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就成了“祖宗之法”,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为了使自己制定的制度能够长久维持下去,不让子孙后代胡搞,就定下了一个大原则,叫“祖宗之法不可改”,把话先说绝,认为这样他所建立的帝国就能长治久安了。
可是,“祖宗”已经作古,他制定的“成法”也经不住时间的打磨,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当初的“良法”过了几十年说不定会变成“恶法”。但是“祖宗们”不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非议“祖宗之法”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即使有“祖宗之法不可改”的禁令,但也挡不住智者对于真理的追求。有一位年轻的学者,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汉朝初期,就提出了一种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可谓是反对“祖宗之法”的第一人。
闪耀一时的政坛新星
这个人,我们在课本上曾学习过他的文章,文章名为《过秦论》,他就是贾谊。
贾谊,汉族,洛阳人,也就是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法学家。
贾谊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少年时,就跟着荀况的弟子、$2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左传》的注释,但失传了。他对道家的学说也有研究,青少年时期,就写过《道德论》、《道术》等论著。他又酷爱文学,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汉高后五年,贾谊才18岁,就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
后来,由他的老师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年轻的他一时成为政坛上最闪耀的明星,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得汉文帝的赏识。
但是这些改革措施触动了大批老臣们的利益,同时年轻就得据高位更是招致许多人的嫉妒,尤其是得罪了汉文帝的宠臣邓通。于是,外有大臣攻击,内有邓通进谗,内外夹攻,使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连在西汉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其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当时交通不发达,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更使贾谊难受的,是心中的悲愤。他有满肚子的学问,心中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如今受谗被贬,受到这样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独和失望。
居安思危的“盛世”明白人
虽然贾谊所处的时代,正是后来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的辉煌时代。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各种新的社会矛盾也正逐渐暴露出来并日益突出。
汉文帝时,诸侯王割据势力同汉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刘邦在世时,封了九个同姓王,这九个王封地面积的总和,超过了汉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域,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这些诸侯王都有征集军队、征收赋税、铸造钱币、任免官吏的特权。他们是地方军阀势力在汉初政权中的代表,他们大都和高层贵族相勾结。他们利用封国的“合法” 身份,招降纳叛,培植党羽,网罗孔孟之徒,无视中央权威,妄图篡位夺权,严重地威胁着汉初的中央集权制。
贾谊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指出汉中央和诸侯王的关系,就象一个人得了手足肿胀病一样,小腿肿得象腰粗,手指肿得象大腿,平坐着不能伸屈,一二个指头抽搐, 全身则跟着疼痛,若不抓紧解决,必为难治之症。
可惜的是,西汉当时一般的臣吏只是颂扬文帝的顺治功德,忽视或有意忽略当时已出现的以上社会矛盾,最后贾谊只能抱着遗憾离开人世了。
与时俱进,才能开拓创新
贾谊面对当时貌似“和谐”的政治形势,进行强烈的抨击。首先就是反对由汉朝建国以来确立的“祖宗之法”——黄老之学。
他认为正是黄老之学长期过于放松的治国理念,导致地方权力做大,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汉初统治者所采取的黄老“无为而治”思想进行的统治,此时已不能适应这种紧迫形势。
为了论证他的思想,他提出了“变法因时”的思想。在总结秦王朝二世灭亡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关于秦亡的重要结论:“仁义不施, 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认为,夺天下是攻,需要暴力;治天下是守,需要非暴力。君主夺取天下以后,“进取之时去矣,并兼之势过矣”,但秦王朝仍袭旧制,守着“祖宗之法”,没有与时俱进,也就是说,秦王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它用打天下的方法来治天下。因此,秦不可能不走向倾覆。
贾谊在当时总结秦亡的教训, 其目的在于为西汉的统治者提供施政借鉴, 不要再犯秦王朝曾犯过的悲剧性错误。
他认为::“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法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贾谊清楚地认识到法律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适应时势的变迁。黄老之学铸就了汉帝国“文景之治”的辉煌,却也埋下了地方割据的祸根,贾谊认为,不应该抱着“黄老之学”不放,创造出适合时代需要的法律制度。
虽然贾谊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个法学家,但是我认为它却贯彻了法家思想最精华的一部分。
法家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呢?它不是“法治”,也不是“术势”,而是商鞅的“不法古,不循今”,韩非的“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说明白一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五蠹》还有一句话:“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无论是上古施行仁义,还是中古追逐谋略,还是当今注重强力,这都是不错的,因为这些措施都是适应了各自时代特点,都是符合当时时代的要求的。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人过程中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建国初期,仍然坚持采用一些弱民、防民的严刑峻法措施也是必须的,但是毕竟“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而此时秦始皇仍然奉行严酷残暴的统治,还死抱着自以为是的法家思想,而不知他已完全背离了法家思想的核心而变得顽固守旧了。
汉朝的情况同样也是如此,长期自由放松的经济政策的背后,是地方军阀的崛起,时局的发展印证了贾谊的预言,后来汉武帝的诸多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或多或少地运用了贾谊的思想,贾谊虽然活着没有见到自己的思想成为治国方略,但我相信他九泉之下也是可以瞑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