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合流的先行者
虽然秦朝灭亡了,但它依法治国的思想依然深深镌刻在这篇曾经统治的土地中。但是,法律毕竟是种刚性的统治秩序,许多领域法律无法涉足,比如道德,等等。只靠法律来治理国家,会产生很多问题,
贾谊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来自道德的力量,具体的形式,就是奉行儒家的学说。
贾谊曾说过:大凡人的智慧,能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难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礼这个东西,目的是要禁止人们行为于将要发生之前,而法这个东西却只能禁止人们行为于已经发生之后。
因此,法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容易被人们看见,而礼对人们的好处却很难认识到。如果说以厚赏功勋来激励向善,以严罚过错来惩治邪恶,三皇五帝推行这样制度,是象铜铁、石头样的坚实存在,推行这样的政令,象四季变换一样形成了规律;遵守这样的传统,大公无私如天地自然运行一样啊,哪能弃置一边而不沿用?
但是,我们不断在说的礼啊礼啊什么的,最可贵的是杜绝邪恶于还没有萌生,从而推行教化于细微之处,让民众不知不觉就日日趋近良善、远离罪恶。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说:“听讼断案,吾跟人家一样也能做到啊,但我却一定要争取没有争讼嘛!”
可见,贾谊认为礼是治国之本,“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召,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
意即君君臣臣、尊卑大小、上下有位,这些都是“礼”的内容,做到了这些,国家社稷就可安定,民心就可归附。所以贾谊讲“礼”,实际上是企图依靠“礼”来建立和维护一种君臣、官民的上下秩序,从而维护汉王朝的统治。当然,在贾谊的“礼”中也含有“仁义”的内容。他的“仁义”主要是指一种“爱”,所谓“爱”就是“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贾谊认为德教化民,具有很多优势,首先是民众容易接受,不像刑罚那样自然受到民众的抵制、抵抗。
其次是可以在行为形成前就积极预防,实施治理的时空环境宽裕、工作可以全面设计、系统实施,不像刑罚那样只能在行为形成、产生之后才开始运行,因而管控方很难主动、全面、系统实施因而十分被动。
然后,由于德教化民是实施与行为发生之前,因此,行为者个人、管控方、社会都不会受到这些不应当发生的行为的拖累、纠缠和耗费,比滞后实施的刑罚给个人、管控方、社会造成的危害要小得多。
除了行之以礼之外,贾谊也注重法,他认为礼与法各有不同的作用,“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意即“礼”的作用是在行为发生之前,把罪恶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就是阻止人们犯罪,“法”是在行为发生后给予惩罚,从而使人们畏法而不敢再犯。
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法制权势比礼义更为重要,“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只有掌握了“权势法制”,才能谈行仁义的问题。这就是说,权力是实行政策的前提,没有权势,仁义只能流于空谈。
可见,贾谊很看重“法”的作用。贾谊的主张是,治国不是不要刑罚,但应约法省刑;刑法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要以礼义为主,即把“礼义”作为治国安民的主要手段,“礼”制约不住时再制之以“法”。
贾谊同时也说明了德教化民的缺陷,德治的作用不具体、不直接、不及时,因此,往往在个人、管控方、社会三个方面都不容易得到承认,更难于高度重视,因而会有操作不到位因而效果更差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德教化民的同时,也必须要坚持刑罚惩戒的功能,必须实现两者有主有辅却相互相成。
贾谊的这些思想主张将“礼”与“法”相结合,礼法并用,可谓传承了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后来汉武帝正是遵循了他的思想,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依然没有放弃法家的主张,实行一种“儒皮法骨”的治国方略,到东汉形成了“霸道”与“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
反对国防政策“疲软”的愤青
西汉初年内部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割据,外部最大的问题就是匈奴寇边了。
匈奴原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但在当时却处在以单于为首的贵族统治之下,所以贾谊认为匈奴对汉朝的“馒侮侵掠”,是最大的祸害,是最不能容忍的无礼行为。
在对待匈奴和汉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的看法上,贾谊的态度十分地强硬。他不满当时的汉中央政府对匈奴所采取的“和亲” 政策,认为这种“妇女金银”换和平的政策,完全是一种弱者向强者的谄媚。匈奴下征令,汉朝送财物,是典型的头足倒悬,双方的地位完全颠了个“个”。
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汉朝”这个头足倒悬的人,既害了脚病,又患了风湿症, 一部分痛起来,另一部分也跟着不舒服,即边界不得安宁,国内也跟着受累。
他毫无顾忌地指责汉文帝说,你这个堂堂的大皇帝,怎么甘愿做匈奴奴隶主手下的一个小小的诸侯呢?这样做,既降低了汉朝的威信,丢了汉朝的脸,又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长此下去,怎么得了?
他非常鄙视那些认为除了“和亲” 再无他法的儒者,把他们说成是最缺少治国才能的人。他替那些主管国防事务的大臣感到羞耻。他强烈要求汉文帝派他到边疆去做汉属国的官吏,为整个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年青的贾谊,面对着凶蛮的入侵之敌,表现出这样大无畏的民族气节,真不愧是一位值得称颂的爱国主义者。
短暂却璀璨的人生轨迹
公元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了,当年他才三十三岁。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说的:“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谊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如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的分析的正确性;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后,汉王朝就乘机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力量,使他们仅得租税,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国的权力。
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其封地分为若干块,分给自己的子弟,从而实际上分散和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这更是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贾谊关于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汉武帝时也实行了。汉武帝还地进行了对匈奴的战争,抛弃了贾谊引为耻辱的和亲政策,收到打击的匈奴从此一蹶不振。贾谊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使汉武帝十分感念,为了纪念他,就提拔了他的两个孙子为郡守。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著有《新书》十卷。赋的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这位反对“祖宗之法”的学者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打倒了盛行一时的“黄老之学”,为汉帝国迎来了新生。由此可见,权力的强制力并不能阻挡人对真理的追求,直到今天,历史的车轮依然在滚滚向前。(文/刘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