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水浒传》,把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推向社会,以至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宋江?他们是否在水泊梁山安营扎寨?他们的真实结局到底如何?不只备受学者们的关注,而且是广大社会群众茶余饭后极有兴趣的话题。
水泊梁山
梁山泊又称梁山泺,最早见于《资治通鉴》。后周显德六年(959),“复汴水,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可见,那时的梁山泊不过是连通青、郓漕运的一片水域,并不以汪洋浩瀚著称。
大约在后晋开运和北宋天禧、熙宁年间,黄河先后三次大决口,滔滔的河水倾泻到汴、曹、单、濮、郓、澶、齐、徐等州,淹没的田野与零散的湖泊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以梁山为中心、水域达八百里的大湖,统称为梁山泊。
当时,梁山泊的生态环境十分和谐,岸边有垂杨绿柳,湖上有鸥鹭翔集,荷花满望,渔歌唱和。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途经此地,恍然有置身江南之感,禁不住在《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之一)中写道:
花开南北一般红,路过江淮万里通。
飞盖靓妆迎客笑,鲜鱼白酒醉船中。
不过,梁山泊的广阔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邵博《闻见后录》载:“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公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后止。”
别以为这是反变法派编造的政治笑话,苏辙在另一首《梁山泊》诗中自注:“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可见,北宋的改革家们确实在怎样利用梁山泊的问题上做过文章。
徽宗政和年间,朝廷成立了一个掌管公田的机构,名曰“西城括田所”。括田所以清理公田为名,把民间地契不全的、地契与实地方位或面积有异的,以及当权者想要的良田美地,一律指为公田。然后抑勒百姓承佃,强征公田钱。“由是破产者比屋,有朝为豪姓而暮乞丐于市者”。前后所括,共得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当然,梁山泊也在劫难逃。
《宋史·杨戬传》载:“梁山泺(泊)……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杨戬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根据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自此之后,水泊梁山开始不得安宁。
梁山泊本来就港汊交错,芦苇纵横,湖中有许多天然小岛,形势险要复杂。许多破产农民、渔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缉追捕的逃犯遂藏匿于此,成群结伙,靠抢劫过往客商营生。后来,人数愈聚愈多,实力越来越大,形成了一股与官府对抗的武装势力。宋江起义军大约就是其中的一支。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广济河是京东通往汴京的重要漕道,梁山泊扼守着广济河中段,距京城仅百公里,对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威胁可想而知。所以,朝廷不得不时时议论是剿是抚的问题。
宋江在梁山泊聚义了吗?
从北宋神宗后期起,梁山泊就有了盗匪的记载。《宋史·许几传》载:许几知郓州时,“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宋史·任谅传》也载:任谅“提点京东刑狱”时,“梁山泺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石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
以上所记,大约是一批打扮成渔民的小股匪盗,或者本身就是当地的贫苦渔民,渔而兼匪,根本就不是宋江。
有关宋江的记载在《宋史》中仅见三条。
其一是《徽宗本纪》记:“宣和三年(1121)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之。”
其二是《侯蒙传》记:“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其三是《张叔夜传》记:“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踞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贼,江乃降。”
根据这三条记载以及宋人留下的零星资料,学者们为宋江起义勾画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轨迹。
大约在徽宗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农民、渔民,在京东东路所管辖的黄河以北地区揭竿而起,攻州占县,杀富济贫,引起统治者的恐慌。徽宗赵佶诏令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提刑督捕。在官军的征剿中,宋江并没有像《水浒传》等文艺作品所描绘的那样,在八百里的水泊梁山建立根据地,以与宋军抗衡,而是“横行齐魏”,马不停蹄地转战于山东、河北一带。先是攻打河朔、京东东路(今山东一带),后又转战于青、齐、濮州,一连攻陷十余郡城池。数万官军表面上在围追堵截,实则闻风色变,“莫敢撄其锋”,一时间声威大震,朝野震惊。
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宋江率部攻打京西、河北等地。徽宗采纳亳州知州侯蒙“招降”之策,并任侯蒙知东平府,以便办理招安事宜,但侯蒙没上任就一命呜呼,此事不了了之。
后来,宋徽宗又派歙州知州曾孝蕴率军讨伐。宋江为避其锋,自青州率众南下沂州。宣和三年初,起义军在攻打沂州的战斗中被知州蒋园击败。二月,起义军继续南下,攻打淮阳军,接着,占据楚州,进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境内。徽宗连忙下诏给刚刚以徽猷阁待制出任海州知州的张叔夜,令其设法招降宋江。
宋江和起义军副将吴加亮等人根据海州滨海的特点,决定先在海上建立一个流动根据地,于是直奔海滨,抢夺了大型船只十余艘,把掳获的财物都搬到船上,以便胜则可进,败则可逃。然而这一切,都被张叔夜所派的侦探窥视到了。张叔夜招募敢死队员一千余人,在近城设伏;然后,再派出小股士卒前往海滨诱战,同时又将精兵埋伏在海边。双方开战后,伏兵蜂拥而上,举火烧毁了宋江的船只。宋江虽率部勇猛拼杀,给敌人以重创,但见船只着火、退路已断,不免有些慌乱。这时,张叔夜又乘势发动全面进攻,俘虏了吴加亮。宋江在重兵包围之下,痛感大势已去,不得已率部接受招降。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宋江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大略是以今山东为中心,北至河北,西至河南北部和东部,南至江苏、安徽。他们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根据地,因此,他们属于“流寇”性质。
第二,从他们在海州“劫巨舟十余”的情节看,他们有水上生活和水上作战的经验,也可能以浩瀚的梁山泊为背景与宋军交锋过,但这不能作为他们“聚义梁山”的根据。
第三,在他们南北转战期间,肯定会多次经过梁山泊,洗劫梁山泊周边州县,但没有资料表明他们曾在梁山泊安营扎寨,聚义梁山。
宋江接受招安了吗?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江被列为农民起义领袖,尽管《宋史》已记录在案,但许多人认为,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宋江居然接受“招安”,当了投降派,是不可能的。理由是:
其一,北宋朝的记载全无宋江受招安之说,此说是南宋期内编造出来的。
其二,《宋史》是元朝人写的,其根据也就是南宋人的一些胡编乱造,不能以元朝人编写的《宋史》来作为宋江是否接受招安的根据。
其三,续写《水浒》的俞万春在《荡寇志·自序》中也十分肯定地下结论,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只有被张叔夜擒拿一节。
其四,即使宋江为保存实力诈降,或者被迫投降,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招安,出生于北宋的洪迈在《夷坚志·蔡侍郎》条载,蔡居厚“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考蔡居厚卸任郓州的时间是政和八年(1118),早于宋江起义两年(按:《夷坚志》所记杀降为宣和六年(1124),迟于宋江受降三年)。但不管怎样,朝廷的态度是斩草除根,容不得他们死灰复燃。而宋江有此前车之鉴,也不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