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可以看作是作家“挂职”的源头。20世纪50年代起,“挂职”成为中国作家深入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柳青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挂职长安县,之后更又在皇甫村一呆就是数年,为其代表作《创业史》的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等都是挂职深入生活的典型之作。在1996年第五届全国作代会号召作家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后,“挂职”又为作家所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每年至少有超过100位专业作家在各个领域挂职。另外像山西作协还制定了作家“挂职制”,将这种形式加以制度化,鼓励作家关注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
《讲话》发表至今已69年,但《讲话》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的针对性。今天,我们的生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其丰富性需要作家们去不断发现。历数中国文坛的优秀作品,无一不是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活水”使这些作品在文学历史中获得不朽,是生活的“源泉”使这些作品在人民心中得以永生。5月下旬,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走进红色岁月”座谈会讲到,作家要把深入生活当成创作的必要准备,使自己的作品离实际近些再近些,离生活近些再近些,离群众近些再近些。从生活的沃土中汲取创作营养,到火热的生活中寻找不凡的感受,努力创作出表现生活实际、反映人民心声的好作品。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说,反映个人生活以外的其他生活,深入社会生活是重要的。挂职使作家成为有职位的人,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焦点位置,处于矛盾的核心地位,比一般人了解更多情况,接触更多社会矛盾。
作家应如何抓住“挂职”的时机,写出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本报将陆续推出一些作家的“挂职记”,本期首批推出的是韩少功、张炜和关仁山。
韩少功:“挂职”为农
早在20世纪80年代,韩少功先是在湖南的湘西自治州团委当了一年副书记,又去怀化地区林业局任过副局长。1996年到1997年,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以后,上级安排作家下去挂职体验生活,一时间媒体上宣传得很热闹,但真要落实时,却是这个有困难,那个有顾虑,最后只有韩少功去了琼海市委,算是救了个场子。在那里,虽然他有单独的办公室,在招待所有一间住房,还配有车,不过他更习惯开自己的车,也从未在下面报销过开支或拿个什么补贴。
相对而言,韩少功的办公室比较冷清。因为当地人不熟悉他,而且都知道他是“编外挂职”,并不在权力的核心,手里也没什么项目或经费,找他谈情况或者拉关系没有太大的用处。即使“汇报工作”,也是粗线条的,所以要想听听真实的情况和想法,得自己想办法。
韩少功的办法是随机应变,在湘西的时候他去保靖县的一个乡蹲点,在琼海市他喜欢跟着信访办的人下乡处理纠纷,这样才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特别是处理纠纷时,当事各方来吵架,就可能把真心话吵出来。“否则,你去开开会,听听汇报,耳朵里大多是官样文章,假大空的居多,没什么用的。如果你把这些当作真实的‘生活’,那可真是南辕北辙了。”
挂职为官也有韩少功不大好处理的事情,比如80年代的时候就有些所谓的“小腐败”,不过是下到一个什么地方,吃了喝了不算,下面的人还往你车上塞烟酒或者土特产。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过是礼节,韩少功却感到无比煎熬。他一个人下去还好说,谢绝就是。但有时候同去的有四五个,他不拿,人家就不好拿。韩少功管不住他们,就只好装聋作哑,看到这种情形的苗头就假装上厕所。“所以我至今对挂职这事有保留意见,觉得作家们还是少去官场里混为好,否则创作没上去,倒可能染上不少坏毛病。”
正是基于三次挂职的经验,韩少功认为:“我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挂职,但挂职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职’通常是指官职。为什么不能去挂职当农民、当商人、当片儿警、当程序员、当环卫工人?”
也许正是这一问,使韩少功做出了另一选择。2000年,他既不要组织部的文件,也没有当地党政官员的例行欢迎,来到了湖南省汨罗市的一个山区村庄,买了地,盖了房,算是自行“挂职”为农。身为海南省文联主席,他半年在海南公务,半年在这里参加劳动,感受自然,接触底层民众,静心读书与写作。海南省委书记在大会上赞扬了他,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为其他文艺工作者做出一种贴近生活、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另类示范。直到他不久前卸下省文联主席一职,他已经在那个山村待了十个半年,不仅收获了粮食、果木以及蔬菜,还收获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文学新作。
《赶马的老三》荣获首届萧红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暗示》获2002年度“华文媒体文学大奖”的小说奖,《山南水北》先后获鲁迅文学奖和2006年度杰出作家华语传媒大奖,被称为中国版的《瓦尔登湖》。不同的是,《瓦尔登湖》的作者是逃避文明,逃离人群,一个人独来独往,韩少功却是在社会中生活,有左邻右舍,有亲朋好友,恰恰是从机关到乡村,从小圈子到大现实,采取了一种热情进入人间的方式。前不久,二十多个乡村朋友组团去海南旅游,顺便到韩少功家做客,带来了大包小袋的野猪肉、干笋、干蘑、鲜鱼活鸡——天知道他们是怎样带上飞机的。这些来自全乡各村的乡亲们,在“韩爹”的家里闹腾了一晚,说笑了一晚,快乐了一晚,用韩家主妇的话来说:“今天真是太高兴了,就像家里来了一大帮分别好久的亲戚,就像过大年了!”
回顾“挂职”以及另类的自我“挂职”,韩少功认为,挂职这个问题不好抽象地讨论,就像减肥不好抽象地讨论:有的减得下来,有的减不下来,还有的减出毛病。“挂职的效果取决于你怎么去挂职,是走马观花,还是摸爬滚打?等等。”他还说:“作家真想拓展自己的经验资源,你就是把他捆起来,关起来,罚他的款,不给他饭吃,他也会要千方百计脱逃,去想自己的办法。相反,如果他压根儿对社会生活不感兴趣,那么你就是让他走遍全世界,他也会脑子空空。所以关键是作家的心态,不是他们的职位。”
他对这一问题的政策建议当然经过了深思熟虑:“不是不可以供养专业作家,但应慎设这样的岗位,最好还要有合适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这样才有一个制度化的解决方案,从而让作家们本身就植根在社会生活中,不需要再煞费苦心让他们‘深入’什么。”他说,其实,一旦听到“深入生活”的号召,就说明事情已经有了大麻烦。
张炜:挂职为虚,行走为实
对张炜而言,也许用“挂职为虚,行走为实”概括更为准确。记者了解到,在山东龙口挂职的6年,他几乎走遍了半岛西部的每一座城镇和村庄,每一条河流和峡谷,详细记录了山的海拔、河流的长度和宽度,还记下了当地重要的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各种资料搜集了好几箱子。长篇小说《柏慧》、《九月寓言》就是在那时完成的,450万字的长篇巨著《你在高原》的框架也是在那段时间搭建的。
张炜清楚地记得,1987年夏秋之交,他正在鲁西的一片林场里采访,突然接到了回城开会的通知。原来是让他和几位作家一起到下边挂职。起初他因为生活和创作秩序的变动而感到多少不适,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像他的作品《融入野地》所写的一样,有一种投身自然怀抱的愉快。从十几岁时,他几乎走遍了胶东半岛的山区平原。故地重返,再次经历这里的山水、文化、民俗,听到丛林的鸟叫,感受山风以及海风的气味,他似乎回到少年的光景……“我又看到了山峦、平原,一望无边的大海。泥沼的气息如此浓烈,土地的呼吸分明可辨。稼禾、草、丛林;人、小蚁、骏马;主人、同类、寄生者……搅缠共生于一体。”在《融入野地》中,他热切地写道:“一个人只要归来就会寻找,只要寻找就会如愿。多么奇怪又多么素朴的一条原理,我一弯腰将它拣了起来。匍匐在泥土上,像一棵欲要扎根的树——这种欲求多次被鹦鹉学舌者给弄脏。我要将其还回原来。我心灵里那个需求正像童年一样热切纯洁。”
这一年的年底,他来到龙口市——历史上素有“金黄县”之称的富裕地区。在一年冬天,本应是家家户户备年货过春节的热闹时候,在连接胶东屋脊的南部山区,他却亲眼见到一户农民家徒自壁的的贫困和窘迫:炕上只有一条蓝色的被子,磨得发亮,弹一下即发出金属般的声音;屋梁上架着一根木棍,吊着一包鼓鼓囊囊的东西,里面是种子,因为害怕老鼠才这样悬起来。
连最熟悉的“金黄县”都有这样陌生的角落,更何况其他地区?张炜说,这就意味着我们离真正了解生活还有遥远的距离,仅从传媒上了解生活也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自以为烂熟于心的地区,也存在太多无知的空白,比如贫穷和落后会令人难以置信。而过去,一般情况下,到哪里去采访都是别人划定的路线,看的地方都差不多,即便想多看也未必有那么多时间。在一个地方常住的好处,就是有足够的耐心在周围一片土地上细细地走过,打破过去形成的生存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