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职前后的四处游走,使他积累了丰厚扎实的创作素材。更为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职业写作的习惯。“不论是挂职还是其他,只要有机会走出去就可以,探险也可以,打渔也可以。反正作家不能关在书斋里,而要设法把职业写作的习惯破坏掉。比如说有些作家到处行走,看起来是一种浪费,其实是要破坏掉职业写作的惯性。职业写作的优点不用说,案头工作自然会有书卷气,有熟练流畅的文笔,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冲动却会减少,会有黏疲感。所以从堆书的窝里走出去,收获真是不少。”
很多时候,“深入生活”的人会偏重于了解人的生存状态和日常经济,其实随之衍生和扩大而来的对民俗文化、民间文学和人文地理、自然环境的体味,也许是同样重要的,这些不能从中分离出来。很多人挂职更为注重的是社会层面,而很少后者的感知和理解,“过份单一地对社会层面的兴趣,虽然重要但不完整。”张炜觉得,社会层面的关注度想避开也不可能,它更容易触动我们的神经;但同时另一些触角也得打开,这就是感受自然、感受全部的诗意,接受天籁的信息,“关键是沉浸下来,变得更有耐心,不能匆忙走一趟完事。”从城市里走出来,远离人工雕琢的东西,在更大的背景和视角下,感知全部的生活,像德国诗人赫尔德林所说,“黑夜里,我们走遍大地”。在这个意义上,“走出去就是离开窝,不是从一个窝挪到另一个窝,而是走进山野大地。”
他是那么自然随和,走入任何城镇、山区或村庄,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无论多么厌恶,多么高深,都不能捏着鼻子和人交往。所谓的谦卑,‘三人行必有我师’,可能并不是一种人生策略,而大概是一种觉悟吧。”谦卑和好奇是诗人骨子里的东西。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只想做事;也没有什么豪情壮志,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康德说,震撼他的最大的奇迹,一是天上的星空,二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作家的“深入生活”,应该是深入天地之间,真正感受这两种最大的奇迹。张炜认为如果本质上是个诗人,就应该具有天然的敏感,变成自然之子,恢复童年的好奇和惊讶、浪漫之心,一有机会就要把过去的朋友一一访遍,这些朋友可能除了人还有植物和动物。不然,作家去“挂职”,就会越挂越庸俗。世俗的功利心和精明心不是由此进一步加强了,而是要得到最大程度的洗涤。如果从写作者的窝里蹿进了官人的窝里,还不如原地呆着。
关仁山:从副村长到副县长
因为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的推荐,在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的关仁山来到了唐山渤海湾的渔村——黑沿子镇涧河村。那是1990年的事情,此前,他已经发表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同为河北唐山老乡的管桦喜欢关仁山的才气,送他一幅书法:“扎根乡土,热爱生活”。没想到,这句话打下了关仁山日后创作的基调,并使他成为涧河村的副村长。
挂职之前,关仁山对于农村是隔膜的。到了村里,村委给他分了房子,他跟着渔民出海,去农民家里聊天,身上揣着小本,随时采访记录。几个月后,“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的开篇《苦雪》脱颖而出,刊发于《人民文学》并获当年年度小说奖。此后,他连续写了《蓝脉》、《红旱船》、《落魂天》等一系列小说。
挂职之后,关仁山有更充分的视野和胸怀去关注大量民俗民情,作品也更加厚重,逐渐被文坛认可。他决定把过去的风格彻底丢掉。“我的创作动力和激情来自生活,生活感动了我,我才有写的动力。我们河北冀东平原时常被缥缥缈缈的雾所笼罩,在浓雾里触摸我们的土地,在浓雾里探寻父老乡亲的心灵,我感觉浓雾里的平原和人就有了文学需要的质感和味道。”1994年底,关仁山见到作家浩然,浩然鼓励他写冀东平原的农民生活。他感觉到平原农民生活更具典型意义,他就将笔触伸向大平原,写了《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等一系列小说。90年代末期,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风暴潮》等。
1997年,关仁山、谈歌和毕飞宇等被聘为广东文学院合同制作家,合同作家条例上有规定,必须深入生活,一年当中得在广东待半年。关仁山再次挂职,是到佛山市罗村镇当副镇长。跟当地农民接触,却听不懂他们的方言;吃饭不习惯,老得拽着酱油瓶子;气候也不适应,深入不下去。关仁山的一些玩笑话一不留神被一个记者听到,发表在《羊城晚报》,还引出了笑话。
“我是想通过挂职来丰富自己的经历,以便写出更好的文学作品。从政不是目的,通过对民间的体察,把挂职期间的种种经历充实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去,才是我的最终目的。”2001年,关仁山特别想了解土地的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生活,于是主动要求在唐海县挂职副县长,和那里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打了三年交道,获益很大,写出了长篇小说《天高地厚》和中篇《红月亮照常升起》。前者受到文坛好评,后者在《十月》发表后引起争鸣,很多读者认为是虚假的生活,有评论称关仁山迷失了。其实完全是真实的,北方干旱,大面积稻田在上边投资、地方补助、农民集资后改成旱田种棉花,关仁山跟踪了整个过程,也参与了农田的基本建设。这对于后来创作《麦河》有很大帮助。直到现在,关仁山也一直在关注着唐海县的发展。
他觉得,深入进去之后,身边的人就立体了,感情拉近了。有一次在唐海县拍关仁山的电视剧《平原上的舞蹈》,和农民聊天时他们就说,里面的农民形象都能对上号,可见深入生活对写作是有帮助的。之后,他一直想给“雪莲湾”做个总结,便调动了大量细节,完成了《白纸门》。
从挂职副村长到副县长,不论职务高低,关仁山从没有过居高临下,而是真正走进农民的世界,他更重视和农民情感上的沟通,“故事可以编,可是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编不出来。真正走进普通劳动者中间,需要技巧。有的农民有抵触,我所做的就是化弊为利,利用职务帮农民解决些实际困难,替他们代言,和他们交心。”他认为,体验生活是不错的方式,但不能走马观花,主要是体验内心的变化,尊重农民的生活逻辑和尊严。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复杂,县也好、地区也好,农民贫富差距大,素质也不同,造成了复杂的内心世界,仅仅看一看是不行的,得深入他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爱什么恨什么。他感觉到,随着职务升级,和上层接触越来越多,这对于宏观把握有好处;与基层的农民接触,从基层把握、了解社会有好处。仅有民间的野趣是不够的,还要把握这个时代,提炼本质的东西。亲近是必要的,否则没有细节;还要有距离,这样才能思考。“我们要关注瞬息万变的浪花,但是仅写浪花不行,还得透过浪花看到大河深处的涌动。”他不认为自己的作品与挂职有多大的关系。因为作家表述的方式在变,不变的是对民间的热情和情感,对土地、对农民的理解越来越透彻,挂职的和不挂职的岁月留在你脑子里,会使你保持一种滴着露珠般的新鲜感。
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挂职,很难像柳青等等老一辈作家,整个身心都扑在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生活比较浮躁,生存压力加大,网络又这么发达,各种瞬息万变的事件都绕不开,在渔村待几天,各种会议会都找到你,让你坐不住了。”关仁山说,一旦作家沉下心来,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会有好处,也许会创作出真正的精品。市场要求速度,创作精品要求耐力和精打细磨,这本来就是互相矛盾的。这是时代造成的局限。但是前辈那种对深入生活的虔诚态度,值得今天的作家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