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青年学生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少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征程。毛泽东是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就在他送走了一批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时候,自己却坚定了不出国的信念。原因究竟何在?
一
目前,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是认为青年毛泽东法语不过关,怕到外国发生困难;二是认为青年毛泽东已“债台高筑”,拿不出到法国去的路费;三是认为青年毛泽东甘愿留在国内了解中国国情,愿意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政治运动。以上观点有的来自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萧瑜的回忆,有的来自毛泽东写给周世钊的信和1936年对斯诺的谈话。这些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信性,但总使人感到没有深刻地触及到毛泽东不赴法勤工俭学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没有更深一步地分析青年毛泽东放弃出国学习,决定留在国内的根本原因中的主观因素。
二
阅读毛泽东于1920年3月14日写给周世钊的信,信中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然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这话表明,毛泽东发现出国回来的学子之中的多数仍旧没有找到拯救中国命运的良药,也没有因为出国而使自己聪明起来。这话还表明,毛泽东反对盲目出国,对赶时髦一窝蜂出国,回国后又无所适从而“莫名其妙”的人持蔑视的态度。显而易见,毛泽东对当时的留学现状非常不满,从而提出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出国的观点。
三
青年毛泽东到北京来之前,对留法勤工俭学抱有很大的希望,然而到北京之后,他在与新民学会的会友们共同为出国做准备的过程中思想却产生了根本的变化,究其实际情况,应该从毛泽东到北京以后,所接受到的新思想、新文化,所接触到的新人新事入手,研究其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何等影响。
当时,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从农村而来,受中国传统教育多年的毛泽东有着全新的感觉。求知欲极强的毛泽东,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同时,也接触到了许多文化名人,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给了他思想上的点拨和指引。他在1936年对斯诺谈话时深有感触地回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被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
毛泽东在北京不仅读到了胡适的文章,还与胡适多次会面。《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记载过毛泽东等人与胡适的接触,“会友在京,曾请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
毛泽东曾怀着崇敬的心情请求胡适在政治和学术上给以帮助,胡适对青年毛泽东曾给予极力赞扬。这期间,毛泽东受胡适的启迪很大,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出国留学问题,也是在受到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坚定了不出国的决心,是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在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上有过一句话一直没被人们重视,可它正说明了毛泽东就留学问题请教过胡适,并读过胡适的《非留学篇》。他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四
胡适的《非留学篇》发表在1914年第三季《留美学生季报》上,《胡适文集》中也没有收载。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出版的《胡适丛论》中此文被列入附录当作“遗文新刊”重新公布于世。
当年,这篇仅印了几百份的文字,被毛泽东到北京后读到了,文章中的观点给了青年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使毛泽东坚定了不出国的决心。
《非留学篇》中,胡适就留学问题发表议论: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胡适指出,很多人只是把留学当作敲门之砖:
今之留学者,初不作媒介新旧文明之想,其来学也,以为今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于是有钻营官费者矣,有借贷典质以为私费者矣。其来海外之初,已作速归之计,数年之后,一纸文凭,已入囊中,可以归矣。于是星夜而归,探囊出羊皮之纸,投利作学士之衔,可以猎取功名富贵之荣,车马妻妾之奉矣。嗟夫!持此道而留学,则虽有吾国学子充塞欧美之大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更何补哉。
胡适指出,留学政策之失败,在于政府“不务本而逐末”。而去留学的学生“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在一己之利禄之食;志不在久远,而在于速成。”“入最易之校,择最宽之教师,读最易之课,迟则四年早则二三年,而一纸羊皮之纸,已安然入手,俨然大学毕业生矣,可以归矣。”他指出:“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其流弊有二”:
(一) 无自尊心 ……一入他国目眩于其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而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于是人之唾余,都成珠玉,人之瓦砾,都成琼瑶。及其归也,遂欲举吾国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
(二) 不能输入文明 祖国文字,乃留学生传播文明之利器,吾所谓帆舵篙橹者是也,今之不能汉文之留学生既不能以国文教授,又不能以国语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
胡适感叹到:
……至于今日,留学人数骤增矣,然数年以来,乃几不见有人译著书籍者,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故其所学,恒用外国文为课本,其既已留学而归,或国学无根底,不能著译书;或志在金钱仕禄。无暇为著书之计,其结果所及,不惟无人著书,乃并一册之译本哲学科学书而亦无之。嗟夫!吾国人其果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不然,何著译界之萧条至于此极也。夫书籍者,传播文明之利器也,吾人苟欲输入新智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若学者不能以本国文字求高深之学问,则舍留学外,别无他途,而国内文明永无增进之望矣,吾每一念及此,未尝不寒而栗,为吾国学术文明作无限之杞忧也。
可以看出,胡适在文章中对中国留学中的弊病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评,对当时中国留学政策的失败指明了原因,而且能隐隐感觉到他对中国教育的忧心忡忡。
是故吾国数十年来之举,一误于政府之忘本而逐末,以留学为久长之计,而不知振兴国内大学,推广国内高等教育,以为根本之图,国内高等教育不兴,大学不发达,则一国之学问无所归聚,留学生所学,但成外国入口货耳。……若政府犹不变其教育方针,若留学生犹不改其趋向志趣,虽则岁遣学生千人,至于千年万祀之久,于吾国文明无所裨益也,但坐见旧文明日即消亡,而新文明之来,正遥遥无期耳。吾为此惧,遂不能已于言,吾岂好为危言,以耸人听闻哉,吾不得已也。
五
中国当时的留学状况在引起毛泽东不满之前,就已经引起了毛泽东崇拜的学者胡适的责难。
毛泽东读到了胡适的《非留学篇》,不能不受胡适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上谈到对留学问题的看法,与胡适在《非留学篇》中阐述留学问题的观点基本相同。毛泽东看不惯那些出洋留学,回国后仍然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的学子。应该承认毛泽东是受到了胡适的启迪。从时间上看,胡适的《非留学篇》发表在1914年,毛泽东是在1918年和1919年两次到北京期间读到了胡适的文章之后,才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表露出自己“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等不愿意赴法勤工俭学的观点。
青年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非常敬佩,胡适、陈独秀曾一时是他心中的“楷模”。胡适在《非留学篇》中的观点,很自然的会被毛泽东接受。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本书、一篇文章可以提高人的认识,转变人的思想,甚至影响人的一生,这在许多伟人的身上得到了证实,毛泽东本人也毫不例外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读后认识到了阶级斗争,后来,阶级斗争学说果然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并成为他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原因。胡适的《非留学篇》点拨了毛泽东对出国留学的看法,坚定了毛泽东不赴法勤工俭学的决心。
胡适的《非留学篇》,当时只在发行几百份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刊登,至今已成为一篇佚文,以往,人们只知道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提到过这篇文章,而要想真正读到却很难。最近台湾三民书局为纪念胡适,才把《非留学篇》作为胡适丛论中的附录给予再次披露。这对全面研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