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崇祯也有他的苦衷:他刚把辽事全盘托付给袁崇焕,把袁崇焕确定为力挽狂澜的不二人选,袁崇焕本人也立下了五年平辽的军令状,那么,追究处死毛文龙之罪,不但毛文龙已死而无济于事,反而有可能影响五年平辽大计。也就是说,当崇祯迫不得已下诏对袁崇焕的行为表示赞许时,这位君主的内心有一条基本的底线,那就是袁崇焕必须兑现五年平辽的诺言。
如此一来,袁崇焕相当于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当袁崇焕处心积虑地解决他认为尾大不掉的毛文龙时,后金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安抚了漠南蒙古之后,皇太极亲率10万大军,绕开袁崇焕重兵防守的宁远和锦州,从辽西经蒙古地面,由蓟门一带明军防守的薄弱地带入侵。当皇太极的大军越过喜峰口长城,兵临距北京只有二三百里的遵化城下时,袁崇焕才如梦初醒,急忙亲率主力进入山海关增援。这时的北京早已人心惶惶,崇祯二年十一月初四,也就是袁崇焕星夜驰往关内的前一天,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为免北京被围的困境,在遵化与皇太极激战,不幸战败而全军覆没。次日,也就是袁崇焕大惊之余入关那天,遵化守军崩溃,巡抚王元雅自杀,副总兵朱来同等人弃城逃跑,总兵朱国彦与夫人一同自杀。朱国彦自杀前,把临阵脱逃将领的名字一一书写在案。
几个月前,袁崇焕在平台召问时,信誓旦旦地向崇祯表示五年平辽,刚愎而又多疑的崇祯正是看在这一点上,才对袁崇焕冒失诛杀毛文龙不加计较,而今,不但平辽成泡影,后金大军竟然兵临城下,崇祯气恼之余,还多了一种被欺骗的愤怒。崇祯一面起用孙承宗守卫京师,一面下令调外地军队勤王。事已至此,如果袁崇焕能够及时打退皇太极,估计崇祯虽然仍会对他心怀不满,但肯定不至于被撤职,更不至于被下狱。可怕的是,袁崇焕一不小心又犯了个错误—导致他犯这个错误的,不是能力,而是他的忠心。
当时,京城已有谣言,说皇太极此次入侵,是袁崇焕已暗中降了后金。袁崇焕从关外星夜赶往京城,本应在京城以外的通州地面和后金军队决战,但他怕北京有所闪失,就径直率大军直抵京师门外,并要求军队入城。手握重兵的大将要求深入京城,多疑的崇祯哪里信得过?在袁崇焕而言,他以为自己是十足的忠诚,是在为君王考虑;而在崇祯和朝廷大臣而言,袁崇焕不在城外退敌,却想率军入城,谁能保证他真的和后金没有丝毫瓜葛?再者,由于不少皇亲国戚和太监都在城外修有别墅,这些别墅大多遭到后金军队的洗劫和焚毁,皇亲国戚和太监们没法找后金讨说法,于是都迁怒于袁崇焕。
这时,皇太极仅仅套用了《三国演义》中并不高明的离间之计,就使得袁崇焕从封疆大吏一落而为阶下之囚。与其说这是皇太极的高明,倒不如说是崇祯对袁崇焕的所谓信任原本就是镜花水月。
崇祯没有立即对袁崇焕动手,倒不是他相信袁崇焕,而是后金军队还在北京城外。崇祯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袁崇焕此时也深知自己处境不妙,因此,他极力向崇祯和其他大臣渲染后金如何强大,如何势不可当。他甚至向其他大臣说,满洲人此来是想做皇帝,已选定在某天准备登基了。袁崇焕之所以如是说,并不是他惧怕后金军队,而是希望借强大的后金胁迫朝臣们向崇祯提出与后金议和,争取缓冲时间以备战。然而,已经对袁崇焕和后金有密约半信半疑的崇祯只是顾左右而言他。
深究君王与大臣的关系,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其中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微妙。他们之间也是一场博弈,只是这场博弈往往被喷上忠诚和贤明之类的油彩。尽管崇祯已对袁崇焕心生恶念,但他在平台召见时仍然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还把自己的貂皮大衣脱下来,亲自给袁崇焕披上。中国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主子脱下自己的衣服给臣子披上,而臣子此时除了感恩戴德,就是暗暗下定决心,要为主子流尽生命中的最后一滴血。
仅仅过了几天,当崇祯安排好接替袁崇焕的人选之后,这位和蔼可亲的人君一下子变得声色俱厉:十二月初一,袁崇焕被召进宫,依然是在前两次召见的平台前,暴怒的崇祯下令将袁崇焕拿下。
接下来,崇祯下旨,将袁崇焕“依律磔之”,其妻子和袁崇焕的兄弟一起,流放两千里以外。那场“大快人心”的凌迟就这样不可阻挡地发生了。当袁崇焕在刽子手冷漠无情地数刀数的声音和周围看客们兴奋的斥骂声中承受临死前的煎熬时,注定了大明帝国只有毁灭才是最终的结局。(本文原载于《百家讲坛》2010年第7期(红版),作者:聂作平 原题为“袁崇焕:一片忠心奈何‘被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