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长孙无忌准备拿房遗爱开刀时,房遗直又主动站了出来,对房遗爱夫妇进行了检举揭发,把他们夫妇平日里的种种不轨言行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这令长孙无忌大喜。
其实也怪不得房遗直会在这种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因为高阳公主诬告他的那个罪名实在是让他没法做人,房遗直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身家性命,当然要和房遗爱夫妇拼个鱼死网破。
揭发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之后,房遗直知道房家被这两个丧门星这么一折腾,必定难以逃脱家破人亡的命运,止不住发出悲凉的长叹:“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
房遗爱一到案,整个案件就彻底复杂化并扩大化了。长孙无忌精神抖擞,对房遗爱软硬兼施,终于从他嘴里把薛万彻、李元景、柴令武等人一个一个撬了出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切当然都是由长孙无忌说了算。换句话说,在满朝文武当中,长孙无忌想让谁三更死,那个人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贪生怕死的房遗爱为了自保,不仅把他的“战友”全部出卖,而且还在长孙无忌的威胁利诱之下,张开血盆大口,一个接一个地咬住了一群无辜的人。他们是:司空、梁州都督吴王李恪;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 这些位尊爵显的朝廷大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该死的房遗爱居然会咬上他们。
仿佛就是一觉醒来,这些皇亲国戚和帝国大佬就成了房遗爱的造反同谋,成了朝廷的阶下囚,成了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更成了长孙无忌砧板上的鱼肉!
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指使房遗爱咬上这些人呢?原因很简单——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们,说白了就是这些人将会影响他日后掌握朝政大权。
四
永徽四年(653年)二月,审理了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下,高宗李治无奈地颁下了一道诏书: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将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流放岭南;废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贬房遗直为春州铜陵(今广东阳春)县尉;将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罢停房玄龄在宗庙中的配飨(以功臣身份配享于太宗别庙中的祭祀牌位)。
这个结果不仅令朝野感到极度震惊,而且同样大大出乎高宗李治的意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性骚扰案居然牵出了一个这么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帮元勋重臣和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李治深感困惑,他不相信这些人全都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可是在长孙无忌威严的目光下,李治也只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长孙无忌早已拟定的诏书上缓缓地盖下天子玉玺。诏书颁布之前,李治决定以他微弱的力量进行最后的努力,恳求长孙无忌留下其中两个人的性命: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
面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执重臣,年轻的天子流下了无声的泪水,他用一种哀伤而无力的声音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
“匄”(gài),同“丐”,乞求的意思。此时此刻,早已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低声下气地乞求了。
然而,天子的乞求却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
因为长孙无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不开口,其他大臣就更是不敢吱声。
许久,长孙无忌向兵部尚书崔敦礼使了一个眼色,崔敦礼随即出列,用一种中气十足的声音回应了天子的乞求。
两个字—不可。
那一刻,李治感觉自己的天子颜面荡然无存。
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长孙无忌要做的事情,整个大唐天下无人可以阻拦。
该砍头的砍头,该赐死的赐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行刑的那一天,薛万彻面无惧色地站在刑场上,对着那些奉旨监斩的昔日同僚大叫:“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
临刑前,薛万彻从容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叫监斩官快点动手。据说刽子手慑于薛万彻的气势,手脚不停打战,以至于连砍两次都砍不断薛万彻的脖子,薛万彻厉声叱骂:“干吗不用力?”刽子手鼓足勇气砍下第三刀,薛万彻的头颅才应声落地。
而吴王李恪在接到赐死的诏书后,则面朝苍天,发出一句可怕的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没有人会想到,李恪临死前的这句诅咒竟然会一语成谶。
显庆四年(659年)七月,也就是在房遗爱案爆发的短短六年后,长孙无忌也同样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命运。当白发苍苍的长孙无忌在偏僻荒凉的流放地黔州(今重庆彭水)被逼自缢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李恪的这句诅咒。
本文原载于《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第9期,原题为“由‘性骚扰’引发的惊天大案”